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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質符號

中學文憑試放榜,最搞不清何為5**。如果我是個看成績單的僱主、或是個關心寶貝孫又不清楚考試制度的祖父母,我會問:5是最高分嗎?滿分是6還是10?還是1分才是最高?有兩顆*是什麼意思?會不會有三、四顆?

我們運用符號,總希望外人能清楚簡單地明白複雜的現實。要反映「學生能力很高」這個現實,往往只用兩種符號:「A」,或者某個百份比(如9/10分)。它們能輕易被考試制度外的人理解。如果某人只懂中文、不懂英文,我可以輕易解釋「A」即是「甲」或「優」;如果我說「10是滿分、我有1-9分」就幾乎所有人都明了。現在,考試制度內的人(考試局、考官、學校老師、學生、關心考試的家長)大概要花很多心機向外人(未來僱主、外地朋友、祖父母等)解釋這個分數。

有些符號更差勁,就是自訂車牌。車牌設計隨心所欲,富人當然覺得好玩,政府也樂於收取拍賣費。但車牌本來只有英文及數字,很平民化。遇有犯罪,平民百姓可簡單記下AB 1234,打999便可報案;現在呢?查維基百科來,看到「HANDSOME」、「1 LOVE U」…不懂英語及視力不佳的人便被奪去了觀察和記下車牌的方便。看清楚,原來有個叫「GUNDAM」,更是既要懂英語、還要懂日本動畫高達。如果有天這些車被偷或牽涉其它意外,市民即使目擊也難以協助調查。這叫禮樂崩壞。

符號的設計,是為了向最多的人解釋最複雜的事情。因為有紅色十字,一個香港人不用懂非洲的地方語言也可以找到醫院。一個符號愈少人明白,愈象徵那是一個狹隘的世界,只為少數人暗地分享(如邪教符號)。一個地方的符號愈流通、愈多人明白,自然代表那裡是個開放、重視資訊平等的地方。車牌只對富人和庫房有益、傷害了市民的交通資訊權。至於考試用5**方便了誰?我也想知道。

今天《AM730》

量化

美國WIRED雜誌提出「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一詞以形容某類人:他們喜歡以數字探索身體,希望生活更健康。例如積極紀錄血糖數據、計算每天走路時燃燒多少卡路里、要求自己做多少次掌上壓。自我量化,有助把握身體狀況,制定更好的飲食策略;但知得愈多,又可能是在簡化問題。而且每分每秒都在計算,煩惱更多。我總覺得「量化」本身便是如此矛盾的一回事。

數據是一堆數學符號。當我們以數字來解釋現實,把複雜的現實考慮約化成只計算「多」與「少」的數字,就是所謂的「量化」(Quantify)過程。由於觀察和反覆考慮的過程變成了只需計算「多」和「少」的程序,人就更容易下決定。舉例,我們如何選擇一個學生應否繼續升學?本來,每個學生都獨一無二、有其複雜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不可能人比人。但要徹底認識每個學生的背後和潛能,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來觀察、討論、反思。所以得依靠數字,看分數高低。「認識、觀察和教育學生」這個複雜的現實過程,被「量化」成一個要分數多少的機制。換言之,要把一些人、事和物「量化」,其實就是簡單化(甚至二元化為「多」與「少」的抉擇)。問題在,「簡單化」是好是壞?它使我們弄清了複雜的現狀,也可能抹去了問題的複雜性。以分數來評定一個人,使評核過程更簡單、客觀;但我們也知道有些東西(如品格)難以約化為數字。

活在現實世界,沒可能不借助數字。也只有數字,我們才可以在「見仁見智」的現實世界中找到比較確定的感覺,「話一就一、話二就二」。但數字不必然使事情更簡單,更何況被「量化」的是「自我」?我跑步時知道卡路里消耗了多少,但我沒有因而安心覺得自己健康了。轉眼便想到:跑步對我的腳骨會否有害?跑步徑在公路旁,我的肺會否受害?我可以無限地問下去。

今天《AM730》

重讀《叮噹》

聽說,不同年齡讀《紅樓夢》會感受不同。原來讀《叮噹》(多啦A夢)也會。

小時候看,最喜歡叮噹的神奇法寶。那時有點代入主角(大雄)的位置,感到身邊有 各類惡霸和富裕的朋友,也有強迫自己努力向上的父母和老師,偶爾希望有法寶打救。近來看到學者分析,《叮噹》在亞洲大受歡迎,原因恰恰是擊中了戰後亞洲青 少年的心態:面對成人的期望、考試的壓力,法寶的出現使讀者得以天馬行空地想像各種可以暫時擺脫現實的方法。大抵是因為家小,我特別喜歡創造土地、在冰 山、雲海、地底建國造城一類故事。最近重讀,卻對萬能的法寶無甚感受,反倒更留心主角大雄的家庭特質。我一直沉醉於萬能的科技,沒太留意同樣貫穿整套漫畫 的主線──「平庸的人性」。之前只一面倒看到萬能的叮噹如何拯救無能的大雄,看不到叮噹本身能力也不高:因為未來的後代太窮,子孫才派一個沒有耳朵、又魯 莽貪吃的次貨機械貓來協助大雄;當大雄用時光機探望祖先,總發覺祖先都是被技安和阿福祖先欺負的笨蛋;大雄爸爸只是個小文員,但其實本來有機會當大畫家, 只是因為拒絕投靠富家女而失敗,後來更因此認識了同是普通基層的大雄媽媽。野比家族的所有成員都是社會的普通小人物(不像阿福富有、不像木杉聰明),能力不高、有惰性;但屢敗屢試地追尋理想,也會屢試屢敗後仍然活在當下。

這樣看,《叮噹》不僅僅是一個以科技拯救弱者的故事,也呈現了戰後日本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難、並透過作者創造的「未來世界科技」去寄託那渴求擺脫 現實的希望。但很明顯,作者始終相信人性(而非科技)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所以,法寶往往只能帶來短暫的快感,最後總會使用過度或不當而失靈、甚至有 反效果,使大雄回到痛苦的現實。

昨天《AM730》

無法取代的物質

有網民說,「筆者」一詞已沒意義了。我們現在用的是鍵盤,應自稱「鍵人」。更有人說,鍵盤也少用了,用的是touch screen,應叫「觸生」。的確,我們已愈來愈少用物質了。物質性的文化載體都沒落中:許多人看網上新聞而非實體報紙或電視;在手機聽歌看戲,而非逛店買CD和DVD…(下刪無數例子)

不過,我不太喜歡壟統地稱現在是「數碼時代」、「電子時代」的說法。物質始終廣泛存在。要儲存文件、確認合約、交功課,hardcopy還是被視為比較「認真」的「正本」;其次才是電子版的softcopy。當然,這也許是過渡階段:物質仍然帶來安全感和可信性,一些人始終喜歡打簿而不用e-banking;到八、九十後在幾十年後成為社會支柱便會不同。但是,我還是傾向這樣看:新科技與舊科技之間的關係,不是徹底地一物取代一物、一個時代步向另一個時代;而是因應各種需要、新舊混合地被人類運用。例如:在手機可看電影,去電影院的人少了,但人仍需要電影院,也許是因為它的獨特功能(例如它可以是情人第一次約會的好地方);電子書很方便,但未必做到實體書的功能,例如作為送給別人留念的珍貴禮物,又或者有人喜歡在家中無意拾起一本書來看的感覺(而非特地search);可用手機找到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不代表電視機不重要。對不少人來說,更重要的是電視機置於廳中、「一起看電視」的家庭氣氛。

物質的歷史感和美感也是現時的電子版無法取代的:電子版沒有缺憾美。電子書沒有摺痕與水跡、電影和音樂檔案沒有破爛的包裝盒、也沒有封塵和裂痕。電子的檔案可以修復,物質版本卻總是充滿缺憾。但恰恰是這缺憾,才讓我確認這件東西是我的,殘留了我在某時某地摺的書痕。也許「筆者」一詞可以被取代,但我那支用了多年的筆,卻是任何方便手指的輸入法都難以取代。

原刊於昨天《AM730》

Pi的家鄉

少年Pi的故事關於「漂流」,但Pi在陸地成長的情節,卻很少人提起。

Pi的家鄉叫本地治里(Pondicherry,下稱本市),是印度特區,像中國的「港澳特區」,是大國中的特別地帶。印度曾被英國殖民,但本市卻特別地被法國佔領,習慣了法國制度與文化。於是,印度政府容許本市保留原有生活制度,甚至自由選擇法藉或印藉。現時,本市仍然以法語為常用及官方語言之一,也會慶祝法國國慶。所以,雖然Pi是「印度人」,其名字卻源自一個法國泳池。本市在文化和地理而言屬於泰米爾邦。泰米爾人傾向說泰米爾語及英語、抗拒印度的國語(印地語)。這地區長期有反對印度中央政府的聲音,甚至希望獨立建國。本市和泰米爾邦,有點像「港澳」和廣東省的廣東人,分別身處印度和中國南方沿海,而且跟內陸地區和中央政府有點不協調。

很多沿海地區的人都出海打工,而且跟外地有許多親戚關係。許多在外國住了幾代的「印度人」都是泰米爾人,就像不少在外國唐人街住了幾代的「中國人」都是廣東人。那時,飛機未成為主要交通工具,人們要穿越國界,必須先到沿海的港口城市坐船。港口城市便成為龍蛇混雜、文化交流之地。Pi的城市有很多殖民地西方建築。他的家庭西化,父母相信科學理性,又容許Pi自由接觸不同宗教(甚至信仰三種宗教)。Pi的家庭遷往加拿大、而不是遷到國家其它地方(例如北印度),是許多泰米爾人的共同經歷。對許多省港澳地區的人來說,這經驗也是不陌生的。

看過這電影的朋友,都在討論Pi的「漂流」及當中的隱喻,例如「老虎」、「漂流島」、「斑馬」代表甚麼。但在天馬行空的意像之外,真實的歷史和空間卻沒太多人談論。少年與老虎共處,固然是奇幻的漂流,但那其實也是個印度泰米爾家庭移民到加拿大的故事。

某些日子前的AM730

港人之歌

我們三個香港人在印度班加羅爾上文化交流暑期班。晚上坐旅遊巴回旅館,印度同學建議大家唱自己地方的歌,要通俗的、人人都懂的。

印度同學唱畢,韓國同學便唱Girl’s Generation的歌;大陸有位同學不太愛流行曲,竟唱起些傳統民族歌曲;台灣同學則唱了五月天的歌。我們急忙想要唱甚麼歌。香港盛產流行歌,但唱哪一首呢?香港人經常聽英文、日文和台灣歌,愛好紛雜。說起現在當紅的歌星,大家可以立刻想起陳奕迅;但要很快地在極短時間內選一首跨越年齡、性別、階層,大家一致公認香港人都會唱的歌,其實不易。這不僅僅是在選個人的音樂愛好,而是在選一首我們三人也覺得應該全香港人也懂的歌。

忽然有人想起李克勤的《紅日》,在危急的情況下大家就唱起「命運就算顛沛流離」了。

後來跟朋友說起這件事,說明明我們不算李克勤樂迷,但卻好像本能地想起《紅日》。我說我想起小學時早上集會,校長和老師曾領我們全校唱這歌。大約是因為它訊息正面、通俗易唱。我最初以為只是我學校的個別例子。但原來幾位畢業多年的八十後朋友也說有類似經驗。有人說也唱過黎瑞恩的《陽光路上》與Beyond《真的愛你》。

現在回想,我整個小學都在一個所謂「殖民地」時期度過,卻從來不用唱英國國歌。小學時唱的勵志流行歌,同學幾乎都會唱。1997年時我中二,學校首次教唱國歌。中國國歌就成了我第一首要唱的國歌了。歌詞如「奴隸」、「血肉」、「吼聲」、「敵人」十分戰鬥格的感覺,跟我的生活經驗完全沒有關係。小學集會唱的勵志流行歌,同學幾乎都會一起唱;到了中學,音樂仿佛雄偉,但同學都只在伴唱的歌聲下發呆。何為真實的、自己的文化,何為強加於身上的文化,我竟要十多年後才搞清楚。

今天《AM730》

世界

中大沈祖堯校長網誌有篇廣為流傳的博文:

「今天跨國往來變得便利,我們的孩子會在假期隨家人外遊,也會與同學參加交流計劃,他們踏足過世界許多地方──東京、倫敦、三藩市、巴黎和其他遊客愛到之處,但對於這些城市的文化、日常生活和問題,他們又知道多少?他們是否知道東京面臨核能存廢的兩難抉擇?是否清楚倫敦人對政治的不滿?是否瞭解三藩市居民對同性戀的看法?或者是否領略巴黎對勞工權益的擇善固執?他們又是否認識其他遊客鮮少踏足的城市和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如性別歧視、社會不公、濫用毒品、剝削兒童等等?更有甚者,我們在報章和電視所見到的圖片和影像,是否真的反映了世界的真實面貌?」

這段文字很好地反映了人們談及的「世界」有多片面。其實,每當有人自命擁有「國際視野」,我總會有點敏感地想:他是否只在說旅行或看英文新聞?如果是,他所經歷的「世界」會否只是坐機鐵、飛機,到某城市的旅遊點,然後在酒店看CNN?這個「世界」,其實充滿許多盲點。台灣美學家蔣勳先生最近說:「我和年輕人談紐約、巴黎、東京,他們都不陌生,很小就出過國了;但談起彌陀、野銀、望安,他們都很疑惑,問在哪裡。」蔣先生憂心的是,年輕人眼望國際都會,卻失去對台灣鄉郊小鎮的土地情懷。

所以,說到「世界」、「國際視野」、「全球化」這類字詞,真要看那意味甚麼──那可能只代表穿越國界到另一些城市。但世界終究不能等同飛行里數和Facebook的check-in次數。我總認為,最大的「世界」,是即使面對身旁最貧窮、最弱小的人,仍然包容和寬容。我聽過最好、最友善的英文thank you,是屋企樓下清潔嬸嬸說的「fang喬呀」;政商名流帶英國口音的thank you,很多反倒傲慢而狹窄。

身為中大校友,我慶幸學弟學妹有沈校長。

今天《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