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質符號

中學文憑試放榜，最搞不清何為5**。如果我是個看成績單的僱主、或是個關心寶貝孫又不清楚考試制度的祖父母，我會問：5是最高分嗎？滿分是6還是10？還是1分才是最高？有兩顆*是什麼意思？會不會有三、四顆？

我們運用符號，總希望外人能清楚簡單地明白複雜的現實。要反映「學生能力很高」這個現實，往往只用兩種符號：「A」，或者某個百份比（如9/10分）。它們能輕易被考試制度外的人理解。如果某人只懂中文、不懂英文，我可以輕易解釋「A」即是「甲」或「優」；如果我說「10是滿分、我有1-9分」就幾乎所有人都明了。現在，考試制度內的人（考試局、考官、學校老師、學生、關心考試的家長）大概要花很多心機向外人（未來僱主、外地朋友、祖父母等）解釋這個分數。

有些符號更差勁，就是自訂車牌。車牌設計隨心所欲，富人當然覺得好玩，政府也樂於收取拍賣費。但車牌本來只有英文及數字，很平民化。遇有犯罪，平民百姓可簡單記下AB 1234，打999便可報案；現在呢？查維基百科來，看到「HANDSOME」、「1 LOVE U」…不懂英語及視力不佳的人便被奪去了觀察和記下車牌的方便。看清楚，原來有個叫「GUNDAM」，更是既要懂英語、還要懂日本動畫高達。如果有天這些車被偷或牽涉其它意外，市民即使目擊也難以協助調查。這叫禮樂崩壞。

符號的設計，是為了向最多的人解釋最複雜的事情。因為有紅色十字，一個香港人不用懂非洲的地方語言也可以找到醫院。一個符號愈少人明白，愈象徵那是一個狹隘的世界，只為少數人暗地分享（如邪教符號）。一個地方的符號愈流通、愈多人明白，自然代表那裡是個開放、重視資訊平等的地方。車牌只對富人和庫房有益、傷害了市民的交通資訊權。至於考試用5**方便了誰？我也想知道。

今天《AM730》

量化

美國WIRED雜誌提出「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一詞以形容某類人：他們喜歡以數字探索身體，希望生活更健康。例如積極紀錄血糖數據、計算每天走路時燃燒多少卡路里、要求自己做多少次掌上壓。自我量化，有助把握身體狀況，制定更好的飲食策略；但知得愈多，又可能是在簡化問題。而且每分每秒都在計算，煩惱更多。我總覺得「量化」本身便是如此矛盾的一回事。

數據是一堆數學符號。當我們以數字來解釋現實，把複雜的現實考慮約化成只計算「多」與「少」的數字，就是所謂的「量化」（Quantify）過程。由於觀察和反覆考慮的過程變成了只需計算「多」和「少」的程序，人就更容易下決定。舉例，我們如何選擇一個學生應否繼續升學？本來，每個學生都獨一無二、有其複雜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不可能人比人。但要徹底認識每個學生的背後和潛能，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來觀察、討論、反思。所以得依靠數字，看分數高低。「認識、觀察和教育學生」這個複雜的現實過程，被「量化」成一個要分數多少的機制。換言之，要把一些人、事和物「量化」，其實就是簡單化（甚至二元化為「多」與「少」的抉擇）。問題在，「簡單化」是好是壞？它使我們弄清了複雜的現狀，也可能抹去了問題的複雜性。以分數來評定一個人，使評核過程更簡單、客觀；但我們也知道有些東西（如品格）難以約化為數字。

活在現實世界，沒可能不借助數字。也只有數字，我們才可以在「見仁見智」的現實世界中找到比較確定的感覺，「話一就一、話二就二」。但數字不必然使事情更簡單，更何況被「量化」的是「自我」？我跑步時知道卡路里消耗了多少，但我沒有因而安心覺得自己健康了。轉眼便想到：跑步對我的腳骨會否有害？跑步徑在公路旁，我的肺會否受害？我可以無限地問下去。

今天《AM730》

重讀《叮噹》

聽說，不同年齡讀《紅樓夢》會感受不同。原來讀《叮噹》(多啦A夢)也會。

小時候看，最喜歡叮噹的神奇法寶。那時有點代入主角(大雄)的位置，感到身邊有 各類惡霸和富裕的朋友，也有強迫自己努力向上的父母和老師，偶爾希望有法寶打救。近來看到學者分析，《叮噹》在亞洲大受歡迎，原因恰恰是擊中了戰後亞洲青 少年的心態：面對成人的期望、考試的壓力，法寶的出現使讀者得以天馬行空地想像各種可以暫時擺脫現實的方法。大抵是因為家小，我特別喜歡創造土地、在冰 山、雲海、地底建國造城一類故事。最近重讀，卻對萬能的法寶無甚感受，反倒更留心主角大雄的家庭特質。我一直沉醉於萬能的科技，沒太留意同樣貫穿整套漫畫 的主線──「平庸的人性」。之前只一面倒看到萬能的叮噹如何拯救無能的大雄，看不到叮噹本身能力也不高：因為未來的後代太窮，子孫才派一個沒有耳朵、又魯 莽貪吃的次貨機械貓來協助大雄；當大雄用時光機探望祖先，總發覺祖先都是被技安和阿福祖先欺負的笨蛋；大雄爸爸只是個小文員，但其實本來有機會當大畫家， 只是因為拒絕投靠富家女而失敗，後來更因此認識了同是普通基層的大雄媽媽。野比家族的所有成員都是社會的普通小人物(不像阿福富有、不像木杉聰明)，能力不高、有惰性；但屢敗屢試地追尋理想，也會屢試屢敗後仍然活在當下。

這樣看，《叮噹》不僅僅是一個以科技拯救弱者的故事，也呈現了戰後日本平民百姓在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難、並透過作者創造的「未來世界科技」去寄託那渴求擺脫 現實的希望。但很明顯，作者始終相信人性(而非科技)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所以，法寶往往只能帶來短暫的快感，最後總會使用過度或不當而失靈、甚至有 反效果，使大雄回到痛苦的現實。

昨天《AM730》

無法取代的物質

有網民說，「筆者」一詞已沒意義了。我們現在用的是鍵盤，應自稱「鍵人」。更有人說，鍵盤也少用了，用的是touch screen，應叫「觸生」。的確，我們已愈來愈少用物質了。物質性的文化載體都沒落中：許多人看網上新聞而非實體報紙或電視；在手機聽歌看戲，而非逛店買CD和DVD…（下刪無數例子）

不過，我不太喜歡壟統地稱現在是「數碼時代」、「電子時代」的說法。物質始終廣泛存在。要儲存文件、確認合約、交功課，hardcopy還是被視為比較「認真」的「正本」；其次才是電子版的softcopy。當然，這也許是過渡階段：物質仍然帶來安全感和可信性，一些人始終喜歡打簿而不用e-banking；到八、九十後在幾十年後成為社會支柱便會不同。但是，我還是傾向這樣看：新科技與舊科技之間的關係，不是徹底地一物取代一物、一個時代步向另一個時代；而是因應各種需要、新舊混合地被人類運用。例如：在手機可看電影，去電影院的人少了，但人仍需要電影院，也許是因為它的獨特功能（例如它可以是情人第一次約會的好地方）；電子書很方便，但未必做到實體書的功能，例如作為送給別人留念的珍貴禮物，又或者有人喜歡在家中無意拾起一本書來看的感覺（而非特地search）；可用手機找到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不代表電視機不重要。對不少人來說，更重要的是電視機置於廳中、「一起看電視」的家庭氣氛。

物質的歷史感和美感也是現時的電子版無法取代的：電子版沒有缺憾美。電子書沒有摺痕與水跡、電影和音樂檔案沒有破爛的包裝盒、也沒有封塵和裂痕。電子的檔案可以修復，物質版本卻總是充滿缺憾。但恰恰是這缺憾，才讓我確認這件東西是我的，殘留了我在某時某地摺的書痕。也許「筆者」一詞可以被取代，但我那支用了多年的筆，卻是任何方便手指的輸入法都難以取代。

原刊於昨天《AM730》

Pi的家鄉

少年Pi的故事關於「漂流」，但Pi在陸地成長的情節，卻很少人提起。

Pi的家鄉叫本地治里（Pondicherry，下稱本市），是印度特區，像中國的「港澳特區」，是大國中的特別地帶。印度曾被英國殖民，但本市卻特別地被法國佔領，習慣了法國制度與文化。於是，印度政府容許本市保留原有生活制度，甚至自由選擇法藉或印藉。現時，本市仍然以法語為常用及官方語言之一，也會慶祝法國國慶。所以，雖然Pi是「印度人」，其名字卻源自一個法國泳池。本市在文化和地理而言屬於泰米爾邦。泰米爾人傾向說泰米爾語及英語、抗拒印度的國語（印地語）。這地區長期有反對印度中央政府的聲音，甚至希望獨立建國。本市和泰米爾邦，有點像「港澳」和廣東省的廣東人，分別身處印度和中國南方沿海，而且跟內陸地區和中央政府有點不協調。

很多沿海地區的人都出海打工，而且跟外地有許多親戚關係。許多在外國住了幾代的「印度人」都是泰米爾人，就像不少在外國唐人街住了幾代的「中國人」都是廣東人。那時，飛機未成為主要交通工具，人們要穿越國界，必須先到沿海的港口城市坐船。港口城市便成為龍蛇混雜、文化交流之地。Pi的城市有很多殖民地西方建築。他的家庭西化，父母相信科學理性，又容許Pi自由接觸不同宗教（甚至信仰三種宗教）。Pi的家庭遷往加拿大、而不是遷到國家其它地方（例如北印度），是許多泰米爾人的共同經歷。對許多省港澳地區的人來說，這經驗也是不陌生的。

看過這電影的朋友，都在討論Pi的「漂流」及當中的隱喻，例如「老虎」、「漂流島」、「斑馬」代表甚麼。但在天馬行空的意像之外，真實的歷史和空間卻沒太多人談論。少年與老虎共處，固然是奇幻的漂流，但那其實也是個印度泰米爾家庭移民到加拿大的故事。

某些日子前的AM730

港人之歌

我們三個香港人在印度班加羅爾上文化交流暑期班。晚上坐旅遊巴回旅館，印度同學建議大家唱自己地方的歌，要通俗的、人人都懂的。

印度同學唱畢，韓國同學便唱Girl’s Generation的歌；大陸有位同學不太愛流行曲，竟唱起些傳統民族歌曲；台灣同學則唱了五月天的歌。我們急忙想要唱甚麼歌。香港盛產流行歌，但唱哪一首呢？香港人經常聽英文、日文和台灣歌，愛好紛雜。說起現在當紅的歌星，大家可以立刻想起陳奕迅；但要很快地在極短時間內選一首跨越年齡、性別、階層，大家一致公認香港人都會唱的歌，其實不易。這不僅僅是在選個人的音樂愛好，而是在選一首我們三人也覺得應該全香港人也懂的歌。

忽然有人想起李克勤的《紅日》，在危急的情況下大家就唱起「命運就算顛沛流離」了。

後來跟朋友說起這件事，說明明我們不算李克勤樂迷，但卻好像本能地想起《紅日》。我說我想起小學時早上集會，校長和老師曾領我們全校唱這歌。大約是因為它訊息正面、通俗易唱。我最初以為只是我學校的個別例子。但原來幾位畢業多年的八十後朋友也說有類似經驗。有人說也唱過黎瑞恩的《陽光路上》與Beyond《真的愛你》。

現在回想，我整個小學都在一個所謂「殖民地」時期度過，卻從來不用唱英國國歌。小學時唱的勵志流行歌，同學幾乎都會唱。1997年時我中二，學校首次教唱國歌。中國國歌就成了我第一首要唱的國歌了。歌詞如「奴隸」、「血肉」、「吼聲」、「敵人」十分戰鬥格的感覺，跟我的生活經驗完全沒有關係。小學集會唱的勵志流行歌，同學幾乎都會一起唱；到了中學，音樂仿佛雄偉，但同學都只在伴唱的歌聲下發呆。何為真實的、自己的文化，何為強加於身上的文化，我竟要十多年後才搞清楚。

今天《AM730》

世界

中大沈祖堯校長網誌有篇廣為流傳的博文：

「今天跨國往來變得便利，我們的孩子會在假期隨家人外遊，也會與同學參加交流計劃，他們踏足過世界許多地方──東京、倫敦、三藩市、巴黎和其他遊客愛到之處，但對於這些城市的文化、日常生活和問題，他們又知道多少？他們是否知道東京面臨核能存廢的兩難抉擇？是否清楚倫敦人對政治的不滿？是否瞭解三藩市居民對同性戀的看法？或者是否領略巴黎對勞工權益的擇善固執？他們又是否認識其他遊客鮮少踏足的城市和國家所面對的問題，如性別歧視、社會不公、濫用毒品、剝削兒童等等？更有甚者，我們在報章和電視所見到的圖片和影像，是否真的反映了世界的真實面貌？」

這段文字很好地反映了人們談及的「世界」有多片面。其實，每當有人自命擁有「國際視野」，我總會有點敏感地想：他是否只在說旅行或看英文新聞？如果是，他所經歷的「世界」會否只是坐機鐵、飛機，到某城市的旅遊點，然後在酒店看CNN？這個「世界」，其實充滿許多盲點。台灣美學家蔣勳先生最近說：「我和年輕人談紐約、巴黎、東京，他們都不陌生，很小就出過國了；但談起彌陀、野銀、望安，他們都很疑惑，問在哪裡。」蔣先生憂心的是，年輕人眼望國際都會，卻失去對台灣鄉郊小鎮的土地情懷。

所以，說到「世界」、「國際視野」、「全球化」這類字詞，真要看那意味甚麼──那可能只代表穿越國界到另一些城市。但世界終究不能等同飛行里數和Facebook的check-in次數。我總認為，最大的「世界」，是即使面對身旁最貧窮、最弱小的人，仍然包容和寬容。我聽過最好、最友善的英文thank you，是屋企樓下清潔嬸嬸說的「fang喬呀」；政商名流帶英國口音的thank you，很多反倒傲慢而狹窄。

身為中大校友，我慶幸學弟學妹有沈校長。

今天《AM730》

北上南下

有些無形的說法總會不知不覺地影響我們的世界觀。例如「北上」這說法。

香港明明有四個方向通往世界：北方大陸；東方台灣、菲律賓及美國；南方星馬泰、印尼、越南；西方印度、西亞及歐洲。其實香港人也常去東南亞，但我們現在很少聽說「港人南下」，卻常常說「港人北上」或「大陸人南下」。我們現在著緊的總是北方，發展投資要往北方，機會也在北方。彷彿香港只有北，另外三邊是沒有交流的圍牆。

我97年後才比較懂性，對港英時代毫無記憶。最近跟一些長輩聊多了，才知道香港跟南方關係很密切。很長時間，因為北方搞革命，香港跟南方較密切。東南亞華人常常跟香港人互相往來。香港跟星馬人，一起看邵氏電影和TVB電視，一起聽台灣及香港的流行曲（當中有星馬影星），大家身處沿海溫帶，都用馬來西亞發明的白花油和新加坡發明的萬金油。我這個香港大鄉里，要到近來才知道香港曾經擁有整個東南亞的華人網絡。全世界海外華人，有90%都在東南亞。這些華人，或許都有大陸的親人，卻沒有大陸的社會經歷，始終有一點疏離。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有本書叫《香港大視野》，說香港的價值不在於它自身有甚麼，而在於它是亞洲網絡的中心點。整個20世紀，香港都是溝通南北文化和經濟的交流地。早被視為香港文化一部份的金庸和張愛玲來自大陸，為《皇后大道東》作曲主唱的是台灣人羅大佑，還未計英國人帶來的文化。但這不是說香港完全沒價值──恰恰是香港作為區域網絡的包容性，才能把這些人偶然地拉到香港來。

香港回歸成為中國一部份只有15年，但作為國際城市卻是100年有多了。國際城市面對北方，為何彷彿充滿壓力？與其說香港排外，不如說香港習慣面對東南亞的文化與性格──國家小、文化雜──這可不是那種把十多億人捆綁在一起的姿態。

昨天《AM730》

直布羅陀

從前，香港被稱為「東方直布羅陀」。

直市是西班牙南部的半島小港口，有地中海的溫帶氣候。直市的名字Gibraltar是一座山的名字。跟香港一樣，它有座大山望向海港。

直市6.5平方公里大，比香港（1000平方公里）小，但人口密度相約。直市每平方公里有4500人，跟香港（6500人）同樣排名世界前列。直市也久缺天然資源，經濟也主要是服務性的金融與旅遊業。

直市也是英國的商業及軍事港口。從前沒有飛機，商業運輸靠航運，以港口來扼守航運要道十分重要。英國貨物如何送到中國？英國的商船先南下駛到西班牙的直市，之後穿過地中海到達英國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穿過蘇伊士運河後是紅海，之後從也門的阿丁往阿拉伯海到達印度的孟買及加爾各答，之後是馬來亞半島的檳城、馬六甲、新加坡，之後便是香港了。中國貨物到歐洲則是這條路線的反方向。

這些港口後來各有命運。有些回歸到它們本來的國家，有些則獨立建國。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說，到20世紀末期，除了南北極和南美及非洲的野生森林外，直布羅陀、97前的香港、99前的澳門、還有巴勒斯坦的加沙，是少數沒有「國家」的地方。

如同香港，主權問題也糾纏著直市。1830年，直市成為英國殖民港（香港是1842年）。西班牙一直聲稱擁有該地主權。1969年，西班牙跟英國鬧翻，甚至關閉了跟直的出入境關口。當地不少都是西班牙移民，也流行跨境婚姻，但直市人始終認為跟西班牙有文化差別。英西兩國直至1984年才開始談直市的前途問題（香港同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

最不同的是，直市2002年舉行了全民公投，98.97%的人支持留在英國。直市人在英國也是選民，可參與英國選舉。但英國也不直接管轄直市，只留下一個有名無實的總督。2009年上任那位叫Adrian Johns，他曾在1981年來香港指揮英國海軍。

今天《AM730》

李祖喬、鄺健銘﹕強勢管治的根源——學習新加坡前必須的地方知識

【明報專訊】香港近年常說要仿效新加坡，但簡化地認為「新加坡」就是值得模仿的「強勢」及「秩序」、「香港」就是停滯不前的「弱勢」及「混亂」，並不客觀。之所以要了解國情，就是不想片面地妖魔化中國，而是深刻了解中央／地方關係、各派系、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等等因素如何造成今天的中國制度。同理，學習新加坡政策，必須先理解人家的歷史及地方知識，體會新加坡人的處境及需要，才會明白為何當地會衍生出相應的政府及政策方向。這樣才能全面了解有什麼政策真正適合香港，而非東施效顰。

 

星港兩地的基本差異

 

星政府能力比特區強，非如香港坊間所想，純粹是李光耀或個別強勢政府的功勞。即使是新加坡本地的學術研究，也不會把其政府的管治成就僅僅歸功於個別領袖或政黨。所有國家及城市的政治及政策發展，都受各自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處境所局限。那過去及現在星港面對的形勢有何不同？有兩大不同：

 

一‧區域政治的不同：保護港vs.自由港

 

新加坡獨立於60年代、冷戰時的東南亞。由於馬來西亞對華人的不公平政策，以及印尼排華，使新加坡成為區域中唯一的華人保護港（組屋有防空洞，就是怕馬來西亞可能入侵）。「強政府」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基於當時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及相應地追求穩定的南洋華人心理；至於為何當地反對力量薄弱，也不是如坊間想像般、簡單地以為是政府強硬地馴服一切。不少研究指，60年代左派勢力錯誤跟隨大陸激進文革路線、主動放棄議會席位走上街頭，盲目以敵我態度批判任何政策而失去民心，也造就後來「強政府」成形。這些是理解新加坡強勢管治時不能忽略的歷史基礎。

 

冷戰中的香港卻從沒鄰近地區的威脅，反而是各大國（英、美、國共）為各自利益而刻意共同保持穩定的自由港。新加坡政府是為自保而大刀闊斧，港英政府則恰恰是盡量事事不上身，以平衡及調節各方利益為大目標。要在殖民政府下爭取權益，本地華人只能自己發聲，形成兩岸專制下均沒有的民間社運傳統。例如老左派在1967年暴動，雖然亂放菠蘿，但其不可否定的功勞，是同時使港英意識到社會已不滿至臨界點，隨後推動改革（見當時港英防衛司姬達於張家偉《六七暴動內情》中的訪問）。70年代廉署成立、實施工人有薪及產子假期、以中文為法定語言，也不是港英皇恩浩蕩，而是本土華人的社會運動爭取所得。此上街文化傳統，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準則而言十分溫和，也有貢獻。沒有天星皇后，哪有發展局？

 

所以，不能抽空比較兩地政府的強弱。兩地本質上處於不同地理位置，面對不同歷史處境，成就相應的政府及民間社會。筆者認識的不少新加坡年輕學者，均認同香港是民間強、政府弱，新加坡是相反。但這絕不代表一方是「失序」、一方是「專制」，更不代表哪個社會較好，也不代表以保護港為基礎的星洲模式放諸自由港是可行的。

 

二‧政體性質的不同：主權國 vs. 中國特區

 

作為主權國家的星政府比特區「強」，似乎理所當然。

 

新加坡本質上是獨立國家，需要廣泛及全面地思考自身的定位及未來，亦有較大自主度實現願景。例如它對本土未來十分重視。不少男性高官是在年輕軍訓時特地選拔的本土精英、以獎學金保送到劍橋哈佛念學士碩士、回星後任職外交及不同部門而訓練出來。新加坡想發展動畫業，以優惠政策擊敗地價過高的香港而邀得《星球大戰》的龍頭公司Lucasfilm進駐，卻要求必須聘請一定數量的本土青年人才。所謂「強政府」，不如說是完全獨立、需要對本土社會思考更全面及長遠的主權政府。

 

香港不是有自主性的主權國，是繼承港英政治體制的中國特區。特區施政，雖比大陸其他地區而言有一定獨立性，卻從不可能脫離國家影響，必然在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受大陸衝擊。而為求穩定，特區作為「經濟城市」，繼承的也是重商主義及以平衡利益為主的港式殖民政策。例如特區雖然欠缺政治人才，卻也從不會有以香港為本位的人才培訓機制，而是很港英殖民式地從政府及商界選取現成的、對既定體制有行政經驗而又可以調控各方利益的愛國者。至於其他它行業的人才如拿金牌的足球隊、拿奧斯卡的動畫大師，作為利益調控者的特區政府從來只會抽水祝賀，不會扶持，只會叫本地人自行出外及北上搵食。

 

深入地看，兩者治理的雖同為極受外圍因素影響的小城市，政策和定位也相近（例如「亞洲中心」、「東西聚」），但星政府的政策是以其300多萬可投票的本土公民（citizen）為最終依歸。在新城工作的200萬外地過客，身分只是沒有選舉權及完整福利的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及外地人（foreigner）；而特區作為在大陸中獨特的、非民選的殖民式地方政府，往往只能按大陸情調節自身及平衡利益。香港700萬人人口中，父母對香港毫無歸屬感的雙非嬰兒、拿特區護照而從不過問社會發展的專才、為本地權益示威而被判監的議員、認為示威人士搞亂檔抵死的老中青維園阿伯，同樣是中國特區裏的permanent resident。故此，星港政體特性及其認受性的來源根本不同，很難證明星洲模式有利香港。

 

被忽視了的地方優勢？

 

星港兩地的政治發展各有歷史軌，不可一概而論，以上是學習新加坡前應先疏理的地方知識。固然，新加坡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例如環境、供水、房屋等具體政策。但盲目地以「強勢政府管治人民」的標籤簡化新城，既是無視香港作為在東亞自由港所形成的民間本土的傳統及港式政體，也沒有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東南亞國家所經歷過的歷史處境。

 

筆者認識的新加坡年輕學者，不少認為香港比新加坡的優勢是其背靠中國大陸、又同時相對自由的民間土壤，但也同樣認為新加坡的相對優勢是沒有中國大陸背靠下所訓練出來的自主性政府及政策思維。在全球城市的競爭及世界對中國的認識觀念中，香港向以自由及活躍的市民世界見稱，有充滿創意及廣受歡迎的香港電影，也有眾多很「獅子山下」的勤奮小店。研究亞洲及南中國的學者Carolyn Cartier甚至認為，香港的文化藝術在近年的社會運動中表現活躍，在整個以商業拍賣為主導的亞洲藝術發展中獨一無二，反映出香港民間社會的生機與活力。有追看外地及內地媒體的人都知道，對香港民間社會運動及文化創新的報道從來都很正面。負面的報道，多只是關於官商勾結及管治不近民情的施政失誤。

 

在不少港人眼中，民間自由與社會運動使香港雜亂無章，卻鮮會明白這是我們獨一無二、且為內地及外地所認同的重要資產。有見及此，徜若我們真要學習什麼，是否應該先停一停，諗一諗：我們是否充分理解香港社會的問題根源為何、優勢為何？又，我們需要怎樣的管治方式來解決香港種種問題？是由上而下的強勢管治，還是因勢利導、好好保護及發揮地方優勢和核心價值的後援式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