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是地理學的問題…(下)

哈維的學術著作很複雜，昨天及今天談到的兩本著作，他放棄學院的寫作方式，在西方世界被視為專為大眾讀者而作。當然，對不少經濟專家而言，哈維仍不入流，甚至指為虛張聲勢(Swashbuckling）。不論如何，哈維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是資本主義與經濟制度並不僅僅是專業分析或政治博弈，更不是對未來的預測投機；它是可以決定社群中每一個人的生活、生命的社會制度。這不是個可輕言加入或退出的遊戲，而是會直接造成死亡、飢餓、疾病、痛楚的決定機制。即使我們刻下無法改變它，至少也要明辨是非，等待它改變、或至少改善的一刻。

《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1圖、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另有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中譯本)

英國國際研究協會(BISA)年度最佳政治經濟書獎候選名單

此書追溯某個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潮流，敘述它如何主導世界的思想和地理發展，令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很「合理」。

所謂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佛利民(Milton Friedman)、香港張五常教授)，指70年代開始佔據主流的一套政治經濟理論。以「自由」為名，它極力反對國家對市場的干預、鼓吹不受限制的自由貿易、為金融機構鬆綁而支持貨幣主義、把國有部門私有化等等。

以「自由」之名……世界凹凸不平

搞地理學的哈維，並非要推翻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公式。他是要尋找存在於生活和地理空間的現實世界，跟數學公式有多大落差。他思考的出發點是：經濟學家和政治人物都說，經濟愈「自由」愈好；但這些承諾，在我們的現實生活空間中兌現嗎？有多真實、多虛幻？名為「自由」的經濟指導思想，在實踐上效果如何？

為此他提出一個概念：不均衡地理發展(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大家都說全球化的世界是「平的」，哈維卻特別關注它的凹凸不平。哈維著重考察經濟政策實踐過程的運動地圖，如何反映出地理上的不公平。某國家個別階層為何受惠？而其他地方卻愈來愈窮？這張新自由主義的地圖十分複雜。但肯定的是，窮國的出現不是因為「懶人」當道(今天香港人認為很「懶惰」的菲律賓，五十年代在亞洲是僅次日本的第二富庶國)，而是跟國際關係及經濟的權力有關。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出現，本身是為了回應戰後至1970年開始發展逐漸放緩的經濟發展。當時本身有許多解決方案，但最終英美採取了向富人傾斜的政策。對不少忽然成為中產甚至富豪的人而言，這是好東西。但關注世界上大部份弱勢社群的哈維，看到的卻是極度擴張的貧富懸殊與失控的環境大災難。從二戰後到今天的全球經濟狀況，這裡無法詳述，請看哈維原著。

「常識」如何慢慢形成？

問題關鍵是：明明實踐上是凹凸不平的貧富懸殊，但主流也認為這是「自由」和「合理」的經濟安排。看今天香港：全世界貧富懸殊居首的地方，極多人無法買樓自住，要忍受屏風豪宅的空氣，幫襯聲稱至抵價但壟斷的超市。這是現實。但在觀念上，社會賢達仍然聲稱青年不夠努力，鮮有人認為有上街反抗壟斷的必要，反而認為邊緣社群和家庭傭工才是「威脅」，也視上街為過激行為。換言之，我們有某種根深柢固的信念，認為現在的財富分配還算是「合理的」，即使是沒有公平競爭法，香港也還算是「OK」，可各自努力尋夢。

哈維說：「任何一種思想若想佔據主導，必須先確立一種概念裝置：它訴諸我們的直覺與本能，訴諸我們的價值與欲望……如果成功的話，這裝置就能牢固確立在常識之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無庸置疑。」

甚麼意思呢？就是透過簡化的修辭法，一些牽涉重大利益的政策被包裝成為擊中人性欲望(例如：追求個人自由)的完美方案。

專家的修辭與比喻

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多會提出動人的說法，引用阿當斯密(Adam Smith)，說完美的市場是隻「無形的手」(invisible hand)，令人想像市場就是可完美調節、不應受政府干預。但其實「無形的手」從來不是斯密的理論重點，他也沒叫人自私自利各自搵錢，更強調爭取公義與關注工人福祉。更何況現實的市場充滿壟斷，毫不完美。又例如，遇有人爭取相對平等的勞工待遇，新自由主義者會標籤這是「共產主義」或「養懶人」，即使我們知道在現實之中，其他勞工待遇較佳、貧富比較平均的國家，絕不是充滿懶人的共產國家。他們也會搬出經典著作來支援自己，例如強調「自由」的思想家海耶克(Frederick Hayek)。但在引用過程，卻鮮會提及學術史學者的共識是海耶克寫作時是回應40年代的共產主義極權，而不是今天的經濟現實。

這種把所有充滿偏見的詞語簡單地等同(總之「自由」之名就甚麼都好)或對立(所有反對「自由」就是「共產」)的修辭手法，通過中學經濟學教科書、大學及MBA教育、智庫研究報告、政治領導人的言論，流傳開來。「個人自由」被解釋成等如「投資的自由」，是永遠要擁護的好東西。這所以，在現實世界的婆婆失去她的士多、街坊的家園被強拍，我們在觀念上卻從來沒有質疑這是對個人財產和「自由」的侵犯──因為許多給投資者看的經濟報告還在告訴我們，香港是「自由」的地方。這成為我們的「常識」，教育下一代。

今天《AM730》

（本文寫完兩個月前，本來是Roundtable梁振嶽先生安排的國際議題書評欄目，但我換了David Harvey當成是「國際議題」，仍能獲某位不知道是誰的《AM730》編輯大人刊登，小弟感激以地鐵乘客為主的《AM730》有刊登超長學究文章的量度，謝謝！）

資本主義，是地理學的問題……(上)

 

全球經濟動盪。人類社會今天第一大難題，是資本主義可否、及應否持續下去的問題。但甚麼叫資本主義？問香港人，答案不外是「馬照跑、舞照跳」、「自由」、「優勝劣敗」等模糊印象。哈維（David Harvey）是世界頭號地理學家、當今被引用最多的廿位社會科學家之一。他近年的著作，能為我們提供些新鮮角度。

1.《資本之謎》（Enigma of Capital）（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 美國Huffington Post最具社會及政治意識書單之一
— 2010年多伊徹紀念書獎

本書大意是：今天的全球經濟危機一點也不新。它從1973年起就不停出現，但一直發生在被受忽略的窮國。當危機轉移至華爾街，我們才臨危大亂。要對症下藥，便得理解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但單單傳統經濟理論並不足夠；這需要地理學。

從地理學理解資本運作

地理學跟資本主義，有何關係？因為資本主義不僅是經濟制度，也牽涉如何運用土地的地理資源、如何組織我們的居住空間和自然環境。

所謂資本主義，其首要邏輯，就是「無休止地累積資本」（endless accumulation）。簡言之即「為搵錢而搵錢」的心態。「Endless」不僅指「無限」，也有「漫無目的」之意。資本（為了搵更多錢而投資的錢）永遠第一重要，其次才是把錢用來改善生活。按此邏輯，每人的投資自由不可剝奪，但救助非洲貧窮兒童的義務，總是後話。

地理學關注的，是此邏輯如何影響我們的地理與生活空間。例如：如果我們認為可以賺少點，我們就會把欠缺競爭力的士多婆婆置於領滙投資者的利益之上，老街坊婆婆的士會保留。又如果我們認為空氣質素比商業的物流更重要，港珠澳大橋就不會匆匆上馬。

為搵錢而搵錢的邏輯

注意，「為搵錢而搵錢」是決定我們社會的運作邏輯，不是個人選擇的人生方向。哈維不是教人反思生活的心靈雞湯哲學家，而是關注社會整體的社會科學家。換言之，此搵錢邏輯不能輕易改變。不是說個人勤力搵錢，忽然有天大徹大悟、搵夠收山，全身而退做善事、做義工。這個世界很多公共決策，都要服從累積資本的殘酷邏輯。經濟學常識也教你，你不去賺的錢別人也會賺，競爭下你會被淘汰，無人能獨善其身。在這座沒法停止的資本機器裡，那些生於窮國、在華爾街office以外、不懂跨國投資的人，都會被犧牲。士多婆婆沒選擇，領滙職員也沒選擇，因為滿足投資者的欲望是整個人類社會被迫服從的律令，而獲益者就是財閥與了解遊戲規則的「精明」投資者。

哈維認為，經濟學家不理解這種邏輯的殘酷──他們沉迷數字，建立沒有人味且預測錯誤的統計模型，為大財團的會計賬目服務。他呼籲關注真實世界的人：觀察資本主義的邏輯如何影響全世界人的生活狀況，而非關注數字升降如何影響業績盈利。

掠奪式累積

經濟專家說：每年總值上升3%的經濟發展就健康了。哈維說不可能。即使是最投機和泡沫的經濟數字，要尋求3%的上升，就代表現實世界必需永遠存在利潤總能上升的實物，才可令資本主義制度維持下去。必然會價值上升的貨，在哪？

為此，哈維提出他著名的地理學概念：掠奪式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那3%的利潤，往往並非正義之財，而是以黑幫行為強搶民產所製造出來。很多公司賺錢，非因它特別懂投資，而是資本主義邏輯本身就預設了「偷呃拐騙」這一環，製造出具潛力的投資產品。

設想一個情境：某城市樓價貴，沒甚麼便宜貨，但某地產商仍然要每年3%利潤，於是或放火或恐嚇，以低價賠償迫走住戶，作所謂「市區重建」來投資大商場和豪宅；政府則狼狽為奸，把強拍條例愈降愈低。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當然是你情我願、業主經過「理性計算」的「合法交易」。地產商有利潤保證；但殺人放火，沒證沒據，只是「治安不好」和「小販擺放不好」，不是經濟學處理的問題。（以上是虛構例子，但讀者可自行聯想）

從哈維的角度，這是地理空間業權的掠奪。那些每年都上升3%、充滿潛力的貨，就是這樣人製造出來。哈維從70年代初的墨西哥追溯：當華爾街與倫敦經濟繁榮、人人有息派；世界邊緣的窮國如何被強搶民產，製造可升值的貨。有時，強搶民產體現為戰爭（為了奪取便宜石油而開戰）；有時體現為公共服務私有化（把醫療交給市場決定，放棄公共服務的承擔而製造更多機會予投資者）。總之，為了找到可升值的平貨，不論是向外侵略或向內強拍，對維持3%利潤也是必要方法。

那為何明目張膽的暴力，會被認為「合理」？怒吼的人很少，而認為經濟發展本應如此的人，卻總很多。哈維認為我們世界觀出現問題。這涉及他另一本著作。

今天《AM730》

萬里路

很少到落後地區。這次往孟加拉首都達卡參加學術會議，出發前頗期待。

跟同學老師留了幾天後回程。從酒店往機場的高速公路上，只要塞車，旁邊貧民窟便會有些青年走上公路，兜售報紙、鮮花水果、小吃、甚至學術書。大抵是坐得起車的人本身便已是富人，讓車子停頓的短瞬間也成為小販的寶貴商機。

我不以為然。直到一個半盲的婦人走出來，很慢的摸著和拍打車身、向窗內的乘客討錢，我忽然強烈地感受到貧富之間的物質差異。我可說她是扮盲，是演出來的技巧（她明顯知道哪些窗口有人）；但不論真假，那弱小的身軀在數十輪大車間摸著走著，就像是因為公路上的資本與商品流通忽然停頓，才讓她有機會把空間扭轉成她行乞討活的空間。殘破拮手的鐵皮車身，是她的牆壁；灰蒙蒙的玻璃窗，是我們觀看她的銀幕。沿途我一直幻想，一世人盲著在公路上行乞，是怎樣的感覺？ 

後來，在候機室遇到一位台商，竟說達卡是個好地方：工資便宜，也方便。我從酒店的英文商業報刊得知，孟加拉在搶中國的低增值工業，經濟在發展。但空氣奇差，我的鼻涕都是灰黑色，很懷疑當地人是否有福消受。

我在飛機上讀著介紹各地熱點的航空旅遊雜誌，想起那位台商與盲婦，好像忽然明白：所謂「世界是平的」的「環球視野」，就是從一家酒店坐車到機場，帶著翻譯開會簽文件，吃個buffet，再坐車到機場飛去另一個城市。污染的空氣和食水、泥濘的爛路、黑心的食品，或許偶有所聞，卻始終是避之則吉的「地方智慧」。

我自己又如何？我的Google Map標示出我到過數十個城市。現在再看，這些點加起來的面積，佔了全球不到1%。我告訴別人我到過澳洲與英國，但原來我到過的只是幾天的悉尼與倫敦。這就是比讀萬卷書更有裨益的「行萬里路」？

今天《AM730》

問鄺主教

我不熟聖經，也非基督教徒，但一直認同宗教能教人分辨是非，更敬重香港各宗教和而不同地為本地社會及基層服務。不過，看過聖公會鄺保羅大主教的聖誕文告，我實在滿腦子疑問。

鄺主教說，香港社會日益分化，經濟大於一切，核心價值被蠶食。當中重點是個人利益大於公共利益，私利凌駕公益。我完全認同。

我好奇的是，為何鄺主教斥責的竟是花園街小販及反對公共建設的居民。

先說花園街。經警方調查，案件已確認是縱火案，非因雜物擺放而起。我們固然應檢討如何更好地預防火災，但假如嚴重影響小販生計，也就必須好好聆聽當地居民商戶意見。維基百科指，2005年起花園街發生過最少五宗縱火案。換言之，治安才是問題關鍵，而不是小販私利過重。我從基督教教朋友認識的耶蘇基督，充滿正義感，斥責的不會是自力更生的街道小販，而是住在宮殿的貪財奸商。遺憾，痛斥社會分化的聖誕文告竟一字不提地產及金融霸權。

反對公共建設一段，沒提及例子。我假設是興建港珠澳大橋及高鐵。但這真是「地區私利」凌駕「公共利益」的恰當例子？大橋有環保團體力證工程不合環評。工程會影響新界西數十萬居民健康，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早有探討，負責此案的公民黨甚至為此在區選慘敗，「私利」何在？高鐵問題一直是造價過高和對農村居民迫遷，大陸今天也已經叫停高鐵熱。究竟反對者得到了甚麼「私利」？是價值幾十億的地皮和工程合約？（大角咀居民現在還在憂心地陷）

我認同主教所指，香港過份經濟個人主義。但我聽說過耶穌把商人趕出聖殿，也知道教徒要關懷最小的兄弟。主教的言論，跟我認識的、著重公義的基督教教義有所出入。由於缺乏信仰及對聖經的認識，我的看法或許十分膚淺，只希望拋磚引玉深化討論。

今天《AM730》

繁簡有別

新界有警告單車的告示牌，只有簡體字，沒有繁體。

記者查詢，警方說：「由於新界北地理環境特殊，市民以單車為康樂活動或短程代步交通工具普遍。」答覆牛頭不答馬嘴。這或者代表「捨繁取簡」並非最新標準，而僅僅是地方官員針對當地多人口狀況而作的個別決定。公關部門要維護警方整體權威，不想輕易道歉，又無法解釋標準不一的尷尬場面，只好比個騎呢答覆。

朋友視此為「大陸文化入侵」，我不大認同。設立告示牌，就是要令所有路過的人都看得懂，不分國藉種族。如果當地多新移民，設立簡體路牌也無可厚非。但要立簡體，最低限度要繁簡並用。這是香港的地方，如果繁體字難為了大陸人，難道香港人懂簡體字又是應份？

新加坡華人人口佔80%，但告示牌也不完全統一。雖然大部份路牌只有英文，但所有人都必須知道的訊息，例如「防止扒手」、「地鐵意外時如何逃生」，往往有四種語言：華語、英語、印度淡米爾語、馬來語。這是為官的責任：規則的設立，是要盡量讓100%的人都看得明白。

香港小官被殖民得久了，英國人在就寫英文給阿Sir看；回歸就寫簡體給阿爺看。殖民地奴性的本質，就是不知道他對自己的社群、特別是對弱者的責任是甚麼，總在追趕時代潮流。不懂簡體字的新界婆婆怎辦？在殖民地奴性的語言觀之中，這不用想太多，因為語言不是互相溝通分享的文化，而是加強競爭力和迎合老闆的工具。

簡體字是不錯的工具。我當初學簡體字，就是為了會考中史科可以寫快一點。看懂簡體字書，閱讀的世界也會更廣闊。但寫日記、跟父母女友SMS、跟香港朋友電郵聊天，我從不用簡體字，否則就是對自己文化的最大背叛。

今天《AM730》

意識形態

香港人在商業上很隨機應變。但在很多社會問題的觀念上，偏執的觀點隨處可見。

例如剛剛發生的花園街慘劇。本文執筆時還是火災發生當天，警方剛把案件列為懷疑縱火案。也就是說，最清楚事件的前線警務人員認為有可疑，尚待調查。但特首曾蔭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和立法會議員涂謹申，竟然指要研究排檔要怎樣放、如何制定更有效措施。高官議員們這次表現不錯，可惜在沒有調查結果之前，卻不自覺抹黑了小販檔攤。假使調查最後發現這是縱火，那根本就不涉及貨物如何擺放的問題，而應該直接追究暴徒出於甚麼動機要在舊樓縱火。從政者對檔攤的偏見，明顯可見。

又例如上星期廣受討論的區選種票事件。《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及《明報》的記者努力找出了許多確實的證據，證明選舉如何不公。但跟好幾位朋友聊，他們也仍然認為，泛民大敗是因為香港人不喜歡他們「激進」，不喜歡外傭居港權官司等等問題，彷彿整個選舉仍然是公正的。而那些記者辛苦追查的深圳鐵票、一屋十幾戶虛擬選民，完全沒有進入朋友的視線。總之那幾位朋友的腦海有某種模糊印象，感覺香港人就是不喜歡「激進」與那宗官司，所以就算看到完全推翻那印象的證據，也不認為自己分析錯誤。

這就是學術上經常談到的「意識形態」（ideology）了。從前，我們多指獨裁政權很意識形態，主觀的意見永遠壓倒客觀的事實：明明是大屠殺，納粹會說這是為日耳曼民族清除邪惡的猶太人；明明是大批鬥，文革的氛圍會令你以為這是正義的「打倒資產階級」。香港是現代、理性、文明的城市，幸好不會再發生這些悲劇。但看到確鑿的事實，有些人還是會認為小販總是不太好，選舉總是很公平。這不僅是從政者講錯野咁簡單：錯誤觀念會因此傳播，前線工作方向甚至會脫離現實。

今天《AM730》

民主聖誕大特賣

香城有件叫「民主」的商品。每幾年一次大特賣，各家商店都出盡法寶。

最大的A店，根本是大業主開的。租金全免，無限資本，用旅遊巴從大陸接客直接過關幫襯。這家店賣的完全是黑心假貨，吃了就算沒事、也必有慢性暗病。但店員都前途無限，因為老闆後台無敵，而且顧客只有兩類：一類完全不知行情，買了深圳A貨以為是香城貨；另一類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買東西。

第二大的B店，表面上跟A競爭，其實只是大特賣告急時才競爭。其餘日子，它賣的貨跟A沒分別，只是老店員的口號特別漂亮。除了幾個特別賣力的年輕店員有點希望，這家店有沒甚麼好。老店員很聰明，知道顧客沒選擇；也很懂玩政治，知道沒有真貨，也一定要有陳列品，否則無人幫襯。

新店C外表斯文中立，卻沒有自己的貨源。我不太記得它們賣過甚麼，但總之它十分靈活，識吹牛上位。例如香城國際聲譽一向良好，原因是它明買明賣。是誠實的、好的顧客，經政府批准就可買東西；法律專家解釋了N次，實際執行上，香城絕對有權決定誰是顧客，不會因這一條條文失控。但C店為了引來顧客起哄圍觀，恐嚇不太看新聞的顧客，說整條街快將淪陷。C店沒興趣理會香城明買明賣的國際聲譽，也不會提及真正令香城墮落的是大業主，總之只想整旺個場，執幾多得幾多。

但話說回頭，沒有客，哪有店？真正的民主，本來是一種公平的營商環境，讓可憐的顧客不用被迫光顧三家爛店。但在香城，的確很多人以為「民主」是件貨，自己是客，大特賣前幾天看看單張，便可自由選擇、各取所需了。既然只是買賣關係，沒有公義倫理可言，那些外表很醜、不懂包裝的小商戶，再努力堅持也會被人拋棄吧。

香城就是這樣一個怪地方：電視和收音機周圍都在賣「民主」這件貨的廣告，卻從來沒有人買到它。

今天《AM730》

最有勇氣的懦夫

拜託，再討論深圳寶安楊武案的話，別再稱那位太太被強暴的楊武是「世上最窩囊的丈夫」了。

這個稱號，只是楊武君遭遇人間慘劇後自責而說的話，不是我們這些旁觀者用來埋怨與取笑的。只有他自己，才有資格如此形容自己。

楊武案不是一套電影，不是編劇預先計算好：在壞蛋作惡之際必然英雄救美，又或者力戰後壯烈犧牲。這是現實世界的暴力慘劇，我們不能用看電影的角度埋怨它為何不合情理、為何沒有隨手揮起房間門後的棒球棍、沒有跟兇手互相糾纏、沒有血戰後一片漆黑後打著「五年後」的字幕大家便生活太平。如果我們自以為全知全能，認為英雄救美才是「合理」的事情，不如問問自己，我們為何無聊至此，把實實在在發生在社區鄰里的暴力慘案，當成是有關「男人責任」的問題。

中山大學艾曉明教授說得好：我們不會埋怨二戰時期猶太男人為何不保護進入毒氣室的婦孺吧？二戰就是暴力，猶太人被殺就是被殺，不是因為猶太男人保護不力。我們看到暴力，批評的應該是施暴者。弱者無法反抗，我們應追問，是甚麼處境令一個人無法反抗？為何這樣的處境出現？社會出現甚麼問題？

告訴你我第一次讀到這段新聞的感受：某報大字標題的寫上深圳某君「坐視不理」、是「懦夫」。好奇八掛一讀，我沒有看到楊武笑嘻嘻的看著自己的太太受害。我看到他很清楚的描述自己的內心掙扎，他對現實的無力感。報導也詳細列出了他選擇了不去報案，因為怕有報復。如果不是楊武自己告訴鄰人和傳媒，是誰說的？

認為「家醜不出外傳」的人，我見過不少；有勇氣在太太被強暴後，對著媒體的閃光燈，痛斥自己的無能，我倒沒見過。

既然社會稱這是「懦夫」的行為，那我只能說：楊武是我所見過最有勇氣、最值得敬佩的「懦夫」。

今天《AM730》

扶手電梯

人在空間裡如何移動，映照出一個地方的文化。例如觀察人如何克服樓梯級，就很有趣。 

樓梯是空間裡的障礙，阻礙人移動。克服它的兩個方法，是升降機與扶手電梯。據維基百科，升降機大抵是古希臘哲人阿基米德的發明，就是一個小箱子被麻繩拉著；而扶手電梯卻是十分現代的東西，1898年才在倫敦Harrods百貨公司安裝。Harrods要用白蘭地作獎勵，顧客才願意使用扶手電梯，足見它在當時而言是頗為刺激新穎的可怕經驗。 

這樣看來，升降機與扶手電梯似乎代表兩種不同的移動文化：升降機僅僅是為了高低的升降；而扶手梯則是為了疏通大量人流而設計。前者可以是很私人、貴族的事情，例如富人可在家裡安裝私人的升降機；後者卻是很大眾的事情，為了方便居民和上班族盡快抵達目的地。所以我們鮮會聽到坐升降機要守規則；但在人多擠迫的扶手梯，大眾要左行右企、不要站近梯級邊緣、要照顧小孩…這些都是為了現代社會的移動文化而設定的規則。 

所以，我們到外地，總好奇人家如何使用扶手梯，並以此代表一個社會的人有多文明。當扶手梯的使用者一個接一個的踏進去，左邊的都站著，右邊的不停上下移動，像條暢通無阻的人鏈，就是最文明的移動方式了。 

不過，我們很少去想為何人要移動得這麼快。歸根究底，如果不是遷就商業社會的速度，人根本不用移動得這麼有效率和井井有條。有次看到旁邊的老人像個鄉巴佬，站在左邊，竟然呆若木雞的堵塞了整條通道而懵然不知，讓「電梯左派」都焦急起來。當他知道後靠右企，有些人繞過他後報以斜視和一聲輕輕的「摺」。那沒有暴力、理性溫和的冷酷鄙視，十分香港文化。呀不，看清楚這條高速的通道，引領我們向上流動、鄙視一切稍為散漫和不夠活力的人，我應該說：香港這個城市本身就是一條扶手電梯。

香港文化解殖運動 三種示範

解殖（de-colonization）在學術界不是新概念。但要令它成為長期實踐的文化運動，真正解除殖民地那段歷史對我們的限制，香港並無具體方向。

所謂具體方向，不是什麼指導原則或後××混雜文化理論，而是反思殖民地經驗的謙卑示範──它們以社群共享的語言對話，讓香港人分享學習，激活想像力，孜孜不倦地理順香港文化遺產的好壞。

「融合」壓倒「解殖」

廣泛的文化解殖運動在97 後並無出現，原因是「融合」一直壓倒「解殖」，成為公共討論的主要視角。當香港問題僅僅被視為「人心未歸」的融合問題，結果是資源與心力都用來搞國民教育、建高鐵大橋、拍中國史詩式巨片和出版研究中國的英美學術期刊。

「融合」不應是禁忌，不過這種「融合」，着緊的只是「香港仔」會否做不到中產、在全球化及中國崛起下還有何比較優勢，所謂眼光要闊，就是香港沒落便往上海；它不關心香港本身是一個社群居住之地，不論是否褪色，也有其基本的文化倫理去捍衛、批判與重建。

所以，很多「香港仔」都聲稱以香港為家，但除了在外地公幹回港、落機後食碗雲吞面感動一番之外，又鮮會見到他們誓死捍衛和改變什麼。

我無力提供什麼解殖的方向，不過從今期台灣知識雜誌《思想》，我看到些值得拋磚引玉的線索。圍繞「香港：解殖與回歸」的主題，六位活躍於香港公民社會及媒體的健筆各自發揮。六篇好文章，我看到三種示範：

從歷史到想像

一，重寫殖民史：羅永生的〈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及王慧麟的〈廢妾四十年：殖民體制與現代性的曖昧〉示範如何重寫批判性的歷史。「回歸」一直似是個毋須解釋的詞語，羅卻展示其複雜的歷史意義——八十年代前的「回歸」概念極受冷戰下美國現代化社會學的方法影響，並產生對「國情」的某種定義。王則追溯普通法跟中國習俗錯綜複雜的歷史關係，透過納妾的討論，理解一夫一妻制如何在港落地生根。文化解殖，先要認識殖民史的政治性，而非沉醉於小漁村變大城市的神話。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關鍵詞（如「均衡參與」、「務實理性」），有待以考據精神追本溯源，破除迷思。

二，想像自我與未來：重寫歷史後，便得重新想像自我。葉蔭聰的〈香港新本土論述的自我批判意識〉和呂大樂的〈終於需要面對未來：香港回歸及其設計上的錯誤〉就論及香港人「五十年不變」的自我想像。葉認為，近年的青年運動不是欠缺上位機會的激進發泄，而是香港的自我反省，批判的是「物化」的本土想像——即盲目擁抱八十年代都會資本主義、希望永遠不變的惰性思維。由此，呂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既然「五十年不變」非香港人的必然意願，而是特定歷史下的心態，那要超越「不變」的自我想像，就必須把握自己的未來，主動思考2047 年的香港應該成為怎樣的中國城市。

想活在怎樣的香港？

三，實驗性連結：把握未來，不是在打份工的遊戲規則下等上位，也不是只求錢財不問世事，而是在廣闊的空間實驗性地實踐出完整的生命。鄧小樺的〈重回文學公共性的追尋：香港近年實踐概覽〉和周思中的〈無怨無悔的解殖思考〉提供了兩種方式。鄧關注香港文學的公共性；周則以海地經驗反思近年的社會運動。當你認為文學無關政治，認為香港社運無關第三世界，鄧周二人恰恰就示範如何作不可能的連結。文化運動要超越小圈子圍爐取暖，在寬廣的脈絡中取得更多參考資源觀照自身，以有機的運動組合取代殖民管治時期所圈定至今的文化功能組別。

為何以上文章是文化解殖的示範？因為它們沒有大書特書「港人引以自豪」的優勢，也不是對「務實理性」的管治經驗歌功頌德。它們都在展示所有香港人都應該不斷自我敲問的基本問題：我們想活在怎樣的香港？我們會否義無反顧地保護或改變甚麼？長於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仔」只須聽阿sir 阿爺話，不用想這些主體性的問題。

我明白， 「解殖」對公眾是個陌生詞語，對全然擁抱市場的文化人更是學究式的重口味。不過，一百年前辛亥革命，也沒什麼人聽過何謂「國家」、「民主」與「自由」。

今天《明報》（讀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