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與呂大樂的知識世代論

原本想投稿，但想來報紙也應不會有位置給予一篇「解釋文章」的文章。就在此貼，如有機會儲多一點觀點，再試主流媒體。

又，以下觀點我早跟許多人討論過。我的觀察是，基於我們對什麼是「理論」的誤認（特別是學院的朋友），而且把文章當成「討論觀點」，而不是「脈絡之下的知識效果」，來跟呂大樂比較，才造成「好像沒有說過話」及「抽水」的觀感。In short，「學理」，跟「學理作為公共知識」，是兩回事。這是現實的世界。有趣的是，我視為「後現代主義者」的友人，都超愛沈旭暉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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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止，世代論只觸及「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政治上，青年被形容為追求非物質生活的、有機組織的、基進的「八十後」；在經濟上，青年是欠缺出路的、無法向上流動的「第四代香港人」。「八十後」和「第四代」，或許在分別回應不同的既定政治和經濟結構，但值得探索的是，為何我們會認為青年「激進」和「有待教導」？為何「經濟」上他們希望向上流動，而不是隱居田園？因為我們帶著某些前設去判斷他們，把青年視為知識的客體和文化的他者。而很明顯，不少青年並不認同。也就是說，世代如果意味的是不同時代的集體經驗，世代的分野，則有一個尚未探討的領域，就是「文化」和「知識」上的差異，即我們思考和判斷是非價值，也會因應客觀的結構而有所不同。

沈旭暉之前的〈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以「第四代學人」的身份質疑呂大樂作時事評論的方法，於網上引來激烈辯論，可能是「知識世代論」的起點。呂大樂是以「港大社會學教授」和「四代香港人作者」的身份，所寫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提出其著重「規範民主與秩序能保障另一方」的「民主」觀念，建議青年的組織者應反省其「激進」可能種下的惡果；來自「Roundtable」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的沈旭暉，則質疑呂大樂評論事件的方法，認為我們應至少還有幾種閱讀高鐵事件的視角。

值得注意的是，呂大樂及沈旭暉，雖然都以學界身份撰文，但並非進行學術討論。呂大樂以「教授」之名發表，事實上並沒有「社會學地」探討社會運動的起源和轉化，而是告訴我們其作為「電視機觀眾」的感受、對「民主」和「運動」的個人看法和提點。呂大樂說廉價的掌聲是「因為香港人偽善」，說「大眾不會區那百份之九十八與另外的百份之二」，沒有經過學術的論證，卻成為教授的斷言，參與公眾的知識生產和建構。學術界以外的大眾，看到教授這樣說，會怎樣評價事件？對於期待輿論支持的反高鐵青年，這種提點是否公平？

沈文所針對的，是方法論的問題：質疑呂氏對「民主」的看法（「社會大眾不一定認同Ernesto Laclau、 Chantal Mouffe等左翼學者那些通過抗爭爭取民主的基進理論，但也應參考近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民主中介論」）；質疑以「電視機」作閱讀媒介（「就是「新聞鏡頭所見的情况並非虛構」，互聯網影響下成長的社會並不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互聯網不止是傳訊工具，也是產生新規範的有機體」）；質疑對「組織」的看法（哪怕那「大會」是拉登的蓋達，也只是負責建構鬆散的共同價值和身分認同，而不會、也沒有能力控制他號召出來的人…要是我們不認為這模式與香港具可比性，還可參考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選舉工程）。換言之，沈旭暉也不是在進行學術討論，而是質疑呂大樂把學院知識流傳到大眾的過程之中，選取了甚麼，抹去了甚麼其它閱讀事件的可能性。這是有關「學院如何把知識大眾化」的公共討論，也關係到學者在媒體發言時站立的位置、客觀地製造的知識效果等政治性的問題。

那麼，呂大樂和沈旭暉兩篇文章在「公共知識生產」這方面的分野，是否可以用「世代差異」來劃分？我們固然知道，在學術而言，二人不可能代表學科的兩個世代。但在香港的公共領域之中，呂大樂的閱讀方法卻似乎極為流行，也受到官員與主流媒體的愛戴。問題是，他所代表的不是「社會學」，而是其「土生土長香港中產」的觀察和個人心得，是其對「民主」、「媒介」和「組織」的種種邏輯的個人解說和定義，而這些「香港經驗」的主流定義，至少從網上的「青年討論」可見，似乎愈來愈難以獲得「八十後」的認同。沈文並沒有作學術解說，也沒有處理高鐵事件的是非，但從該文的價值是，我們可以看出，「民主」、「媒介」、「組織」等概念，在香港的報刊論壇原來一直極為淺薄狹窄，跟外地豐富的左右翼理論與政策研究差之千里。開啟了這個維度之後，我們之後便可以追問，為何香港的知識生產是這樣的？為何學院跟公眾的關係是這樣？我們整體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視野，是否受到「上一代」，也就是殖民社會（特別是70年代到1997年殖民地下本土研究開展的時代）的知識產生所造成的？面對被極之狹窄的斷言所主導的公共討論，受新學術訓練的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可以展開本土研究，豐富評論事件的可能性？

黃修平的Ambivalent Independence

人要堅持還是妥協，是恆久不衰的課題。但課題之所以存在，往往並非出自輕如鴻毛的批判與感嘆，而是因為我們見證某人切身具體地身處於情境之中，掙扎取捨。身為觀眾粉絲的我們，固然可以輕言某歌手、某導演、某藝人為了市場而「變質」，失去了原始味道與獨立精神；但轉過頭想，除了等待與付鈔，我們花過多少時間精力，品味創作者在重重條件制約之下鑽營出來的功夫？

有否考慮此等條件與功夫，大抵是我跟身邊友人看待黃修平的分別。A 說，黃修平的獨立作品《阿偉與婉芳》（第五屆ifva 公開組優異獎）與《燦若繁星》（第六屆ifva 公開組金獎、最佳劇本及大獎）都很清新，但可能獨立作品終究不同商業片，後來的商業實驗《當碧咸遇上奧雲》（2004）和《魔術男》（獲提名第二十七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晉導演獎），故事似乎較弱，也有點駕馭不來的感覺；B 說，好像很難定義黃修平，因為有點主流又不主流、說他商業又不商業、說他獨立又不獨立，「總去得不夠盡」；但於我而言，最吸引的倒是這種所謂「失去自我」、難以定義而模稜兩可的狀態。

就看黃氏的影片，其實都是說成長過程的曲折，但箇中的遭遇，似乎既沒有讓主角一夜長大，進入成人世界的秩序；也沒有看到為了保衛自我而對秩序所作的一番負隅頑抗：《燦若繁星》的春天，被拋進世界後接觸港產片，後來慢慢過份崇拜外國經典，鄙視本土主流製作。最後，他在創作的實驗過程中醒悟，發現阿巴斯《櫻桃的滋味》也會有港產片式的幕後花絮，知道電影是交流，要擁抱自己的觀眾，而不是獨斷獨行；《當碧咸遇上奧雲》的戴志偉，在青春期發現自己是同性戀，無法確認如何處理跟好友麥泰萊的關係，終日混混噩噩，最後雙方在雨中搏擊，「重新開始」；《魔術男》的一對戀人Wing 與Leggo，一方認為對方過份幼稚，只懂玩低能魔術；一方無法適應對方的成熟。飽經波折，兩者最後互相體諒重新開始。在這些故事裡，主角的青春都偏離了軌跡，但同樣的既無徹底的反抗，也無終極的解放（答案）。究竟值得擁抱的是港產片還是外國經典？所謂愛自己的觀眾又是甚麼意思？打鬥後的志偉是泰萊是怎樣的關係？ Wing 與Leggo 最後會走向成熟還是回歸幼稚？我們都沒有看到清晰的答案。但是，本來因為青春迷失而受破壞的愛情與友情，卻會令人摸不著頭腦地無端復原。

不過，與其說這是模糊，不如說黃修平的鏡頭下是一個平民的大同世界。《燦若繁星》裡的警察和支持曼聯的海關，或許不懂電影，甚至跟春天略有過節，但同樣成為義助春天拍戲的朋友；《當碧咸遇上奧雲》本來可以是一段兩男一女的三角關係，或者單親家庭誕下同性戀兒子的「倫常慘劇」，但一切過後，每人卻日常依舊，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魔術男》，原本又可以是兄弟為女反目成仇的老土情節，也可以發展成小朋友在感情創傷後一夜長大、功利無比的故事。但當中的情誼與理解，最後又可以自然而然地化解所有矛盾。而更令人回味的，可能不是對立與和解的起承轉合，而是那些無傷大雅又異常真實的枝節：戴志偉不停默唸圖書館的書號去找書；阿希被Leggo 羨慕把妹了得然後舉起的V字手勢；Wing 與Leggo 對著煙花發出的龜波氣功；志偉媽媽不停咒罵特區高官的自言自語；還有《燦若繁星》中「糧都未出就食飯」、「阿Sir 問野唔好駁嘴」等經典日常對白……一切都那麼真實自然（我全部都經歷過，或做過）。

這個充滿Ambivalence（充滿矛盾情緒）和趣味小節的市井世界，正是黃修平電影可愛之處。除了「輕鬆小品」四個字之外，我們可以如何深入一點，理解這種說故事的精神的背後？在《魔術男》中，Leggo 一開始喜歡Wing，是因為迷上了她的乳溝。在後來一個訪問裡，黃修平說：「男仔喜歡波大，其實 No Big Deal，不能算低級趣味。講乳溝，我沒有刻意賣弄，我只想說，這些真的不是甚麼一回事……主流媒體寫的青春，一係蠱惑仔、一係隱青，這些未必是大部份年輕人的生活狀態吧？」（劉嘉蕙：〈新導亦有道〉，《蘋果日報》，2007 年11 月10 日）；在一個分享會上，我又看到黃氏這樣說：「通常年輕人創作，總難免受到某種「藝術印象」所影響，或多或少有一點「以虛弄假」，去表達一些自己根本感受不深的題材或賣弄某種風格（我也經歷過如此階段）：常見如「迷失都市」或「空虛人生」等類型。（當然，說都市迷失和人生空虛的，不就一定都是作虛弄假。）……」看到這裡，我似乎分辨出黃氏那種不過份刻意把對立和壓迫大書特寫的「獨立精神」；甚至好奇，這是否用獨立製作《燦若繁星》來歌頌主流商業片的最大精神驅力？

由此，我又再有疑問了：對觀眾來說，究竟甚麼才是「主流」與「獨立」？這種劃分，對我們理解電影及電影工作者，有沒有意義？如何既罷脫一種空洞的標籤，又不會墮入「只要好看就是好電影」或「溫馨小品」的陳腔濫調？劃分的範疇，何時才有用？「堅持」與「妥協」、「獨立」與「主流」，跟商業市場的運作邏輯有何關係？獨立有沒有本質的？還是相對的？

原刊於《Artslink》二月號

回呂大樂－－兼論「八十後」的起源

前陣子投稿失敗，加上最近版面也實在太多高手，既看不到刊登的可能性，就此貼出。
尚有許多觀點有待研究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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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過後，官員和輿論嚴斥「八十後」暴力，呂大樂日前刊登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行為〉在網絡廣泛流傳。究竟示威者是否暴力，筆者當晚並沒在場，不敢單憑電視影像妄下權威判斷。善用互聯網的人，不會單憑一個電視台翻來覆去的剪輯新聞影像和一份報章的幾幀照片，去定性一場運動是否暴力。這是一個沒有參與運動的互聯網世代都會明白的道理，何況是發言前應先理解的社會學家？如果如呂大樂所言，社會大眾只會殘酷地透過電子媒體無限放大那小數激進而使運動破產，組織者亦交待和負責，我們是否可同樣地提點八九學運的青年？關鍵在，暴力的源起不在遠觀者和評論者，而在他們對某種政治運動的理性迷思（筆者在一月十五日《明報》〈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有所探索），以及更重要的，媒體對運動的報導，是否早就預設了這是少數「暴力行為」比起大部份人的「快樂抗爭」更有價值。從反世貿的韓農示威到今天的包圍立法會，我們都看到群眾愈發不滿主流媒體，正正是因為今天網上實在有太多快速多角度的新聞渠道，得以比較對照。教人唏噓的是，把小數的行動無限放大以作提點，卻在整個高鐵討論都「價值中立」，對公眾討論似乎毫無脾益。

此前出席教育學院一個人文沙龍講座，與會者有不少主流媒體工作領導人。最大發現，是他們似乎比較著緊兩點：一，如何能為青年提供多角度思考；二，如何協助他們在知識的瀚海中建立價值。對身為「八十後」的筆者而言，這兩點實在捉不著癢處，也大抵是新舊媒體接受者之分別。身為非傳媒工作者，我每天接受資訊的方式，是在Facebook、電郵、高登討論區、博客等閱讀大量四方八面好友推介的評論文章，從最左到最右的報章、內地與外地的博客到Youtube上四大電視台的精彩報導都輕易涉足。傳統名家，我們不會忽略；小道消息，我們更多；非評論性的報導，略為了解便足夠，因為知道會有不同的版本對照印證。當然，這種生活我不肯定是否小數，但對於以互聯網動員的「八十後」而言，以這種方式吸收知識的人，大抵為數不少。最浪費時間的，是閱讀故作中立、各大五十大版的持平文章；不同的觀點，實在太易找得到，根本無須一位作者或單一媒體全包；最激動人心的，是鏗鏘有聲又立場堅定的評論。

某程度上，新媒體代表的不是甚麼平台－－在近幾年間，它本身是「八十後」建立、凝聚和強化社群價值的知識體系。互聯網不是一種科技，而是整套消費知識和建立價值的模式。互聯網幫助我們認清許多從前種下的刻板印象，而不是停留在電視畫面和報章頭條的soundbite。我們認清，許多自稱代表「中央」的人，跟我們在互聯網上認識的「中國」彷彿是兩碼子事；許多自稱代表「香港」的人，根本就只是坐在小小的辦公室，遠眺維港，卻自以為掌握小民生活。「八十後」一出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認識世界。我們並沒有經歷過香港的成功，因為一上中小學，社會便已告訴你「香港已死」。長大後，我們是處在國族化和地方化高度同時並行的時代。國族化，不是指官方的交流和經濟的融合，或北上找幾千元的工作創造機會；而是文化上的真正認識。我們會閱讀內地的網絡資訊，會引用內地的詞語「八十後」與「草泥馬」，會有大陸網友用twitter支持香港反高鐵青年，會跟內地的進步力量連結。地方化，不是指盲目反對發展或狹窄的小島大香港心態，也不是要繼承甚麼黨派，而是指整全地批判香港過去的神話和一直隱藏的暴力，更好地把握每個社群和個體的聲音和需求，達致最公義和諧的狀態。部份論者認為，反高鐵代表的是「反大陸化」，其實是用上了預設「民主抗共」的觀點，騎劫了新的社會運動。看看大部份「八十後」的論述，絕大部份是認為中港融合是每天都正在進行的事，問題在為何要以利益輸送、不合理序和新界村民的代價強行上馬。這是草根本土價值對中環價值的質疑。

也就是說，正如筆者早前刊於《明報》的文章所指，「八十後」不是指生物年齡，而是一個新冒起、回應今天香港政治脈絡的政治身份，這個不是意圖奪權的身份，背後不是有待吸納的激進思想，而是互聯網科技和地理想像改變等物質條件的轉化。「八十後」不需要領導者，也不會因為大會負責人被抓便停止。恰恰相反，我們應把它理解為香港解殖的重要里程碑，它對殖民地時代的管治之道和以民運為主體的進步政治，同時批判，認為它們無法回應時代。那是新的政治表達方式，意味香港在經濟和抽象的口號和議會政治以外，為任何切身的生活議題發聲；意味「中國」不再是特區和北京小部份既得利益者騎劫和搬弄的符號，也不是投資的廣大市場，而是在香港旁邊的一大片文化土壤。一個角色踏上舞台，事必有因。「八十後」登場，或許是小數，卻像功能組別一樣，象徵上同樣代表「香港人」。

地理科的趣味

不知道現在中學的地理科教甚麼？畢業差不多七年，地理科也在中五之後就沒唸下去。

記得那時用英語去背那些自然生態的名詞，是非常痛苦、也極之無聊的事情。中學要讓學生盡量接觸不同學科，助他日後選科、摘業、生活和明辨是非，我當然知道。問題在，學科內容是誰選擇的呢？例如，唸完大學，我才知經濟科只介紹了張五常鼓吹、極之片面的經濟學，甚至從沒解釋和闡釋為何我們邊讀佛利民、又會讀凱恩斯的宏觀調控，卻被學生當成是基本的入門和經濟學常識。我那時的文化科，不讀魯迅、孔孟原文和一堆文學電影經典，卻去讀大陸台灣都沒人理的文選。大陸八十後作家韓寒甚至激得說過，大陸高中的數學浪費青春，因為學生成年後沒多少個會真的用上那些知識，沒有訓練也不見得沒有邏輯。 

所以我後來喜歡地理學，可謂莫名其妙。大學才知道，原來除了大自然的抽象詞彙之外，地理可以非常切身。我住在市區，喜歡大自然，但要理解石頭風化的過程，實在比不上研究城市發展有趣。後來我又知道，城市發展背後是很有趣的。例如高空擲物事件，為何忽然會不停複製下去？為何會有暴力？友人告知這牽涉地理學的垂直都市化（vertical urbanization）產生的暴力，即地面（高價商店）與高空（平民住宅）發展不平均造成的衝突。例如高鐵，它不應簡化為「阻礙發展」和「發展」的對立，背後牽涉我們香港人想用甚麼代價跟中國接連，當中誰是受益人，推動空間改造工程和人們真實的生活。如果我是地理科老師，我會帶學生感受一下，真正的地理，是自身的土地，是我們認識的、去到的、感受得到農村和城市脈搏，而不僅僅是書本上的圖片，和我現在還記得的「continental plate」和「metamorphic rock」。 

原刊於今天《AM730》

問題不在青年！激進政治的後殖民解讀

近日大部分關於「青年」或「八十後」的討論，都是失焦的。論者歸根究柢都在問兩個問題：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怎樣想？這些想法，是否真的主導了香港最近的政治與社會狀况？

糾纏於這兩個問題是徒勞的——根本就無法斷言1980 年後出生的人，究竟有何可被歸納的共同價值或想法。我們看見，有些生於198X 年的人自稱「反對激進」；有些196X 年的人同樣支持「八十後」的行為。事實上，這是問錯問題。我們不應把「八十後」視為某個實證的群體，去尋找究竟他們實際上是怎樣。相反，我們應把這個詞語理解為政治舞台上冒起的一個角色，由哪位演員演出並非最重要；關鍵在於，這個具爭議性的角色踏上台板，對香港政治產生什麼含意？它嶄露頭角，成為觀眾討論（不論認同或反感）的焦點，反映了社會大眾怎樣的欲望？

這個角色的形態，實際上是「激進的青年」的同義詞。論者用上「八十後」這個字的時候，明顯並非討論生物年齡，而在指涉某些對政治和社會的看法和價值，爭論當下的情况「是否屬於青年」、「是否屬於激進」。所謂「八十後」，實際上是一種新的「政治身分」（如同「中產」），而「激進」則是新的「行動方式」。在這兩個維度上， 「八十後」挑戰了九七以來香港政治想像的兩個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

青年的政治身分： 新的時間觀念

先談第一個坐標。世代論，泛指論者援引呂大樂《四代香港人》而對當下政治情景所作的判斷——階級流動隧道的阻塞，促成了代際衝突，使「青年」愈益不滿，也促成了當下的政治運動。

然而， 「八十後」的身分，與階級式「世代論」的縫合，是論述相爭與組構（fabrication）的結果，非自然而然。簡言之，「八十後」被描繪為「第四代人」，反映的是成為「中產」的欲望，渴求的是「經濟穩定」——一種依然坐落於殖民歷史脈絡的時間觀念——五十年不變。人們只會在無法「馬照跑，舞照跳」的情况下被迫出來。任何政治衝突，都是無法向上流動的結果。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回歸十年後才出版。面對青年異軍突起，論者只能追溯至這本小書，並不顯出思想的困乏，而是反映了一種「近視」的毛病，以殖民地時代的政治之道切入，卻看不見回歸後的概念轉化。

將時間撥前三年，在一篇副題謙謂「偏頗觀察」的文章中，作為外來者的龍應台寫道： 「我所目睹的21 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龍應台批判「中環價值」，呼籲「脫離殖民」（這組字出現了九次）。如果這要指向一個關鍵角色，就是「新一代人」，沒有港英記憶的青年人。從這種角度看，在〈香港，你往哪裏去？〉這篇 2004 年的文章，龍應台早就提出了一種與當下主流截然不同的代際關係分析：在九七後成長的香港公民，與九七前成長的一代，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情景，前者對後者的挑戰，將是一種關乎脫離殖民的政治。所以，後來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2004）與呂大樂指的「第二代香港人」，指的其實是「一代受殖民政治結構形塑的人」。

勿論《四代香港人》的原意，但它被官員和各大社論簇擁，挪用來詮釋代際關係，顯現的是一種時間觀倒流的欲望——希望重新回到經濟安定、不問政治的港英時代。而「青年」和「八十後」這些字詞，實際上是屬於時間的概念，指向未來、未知而有待自我實踐的時間觀。我們認識的以「八十後」作政治身分的朋友，都難以投入呂大樂的「二零四七」，但卻認為龍應台的〈香港，你往哪裏去？〉和梁文道的〈時間站在我們這邊〉（2007），比緬懷過去更有震撼人心的意味。

換言之，作為政治身分的「八十後」之所以進佔報章頭條，並不是因為示威者年輕，而是他們背負着「擺脫過去、指向未來」，跳出凝固時間的欲望。對在港英時代長大、努力成為「中產」、抗共保繁榮的人來說，這正是最無法理解的。問題在時間觀念與對未來的投射，而不在生物年齡的差異。而未來為何，根本就因人而異，無法綜合。所以我們看到不同的「八十後」於所有生活議題上開火，對所有沿襲港英的制度都不滿，而不再僅僅糾纏於「普選」的口號。事實上，以「泛民」為主體， 「普選」為目標的進步政治，也是港英時代的產物，這就牽涉第二個坐標。

激進方式： 新的政治理性

第二個坐標，是被用來評價政治行動是否「激進」和「成功」的「七一」。2003 年引發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一直被視為香港人的勝利，既展示了港人爭取普選、捍衛言論自由的決心，也看到理性和平地「表達訴求」的好處。直到今天，泛民仍然以七一的「邏輯」動員：以「普選」的口號發動上街，慢行、叫喊及到達政總後逐漸散去完成遊行，以遊行人數在議會內迫使政府改變。

但是，這套成功典範的方程式，有許多前設，甚至成為我們日後評價任何運動的基準。例如，當中的政治身分，需要是「理性的香港人」；目的是「爭取最多市民的認同」的「民主」，以「和平」的手法表達對「中央」的不滿；當中的領導者是「泛民」，主角則是不滿的「中產」；所謂「成功」的結果，就是在沒有破壞城市運作的情况下，迫使建制派議員否決議案。離開這套法則的任何政治運動，輿論的修辭都會說，這批人「不理性」、「不代表香港人」、「鬆散」、「無法爭取市民認同」、「破壞城市運作」、「不認同議會」，成為「錯誤」或「徒勞」的政治行動。

這正正是不少媒體和論者刻劃近年政治運動的方式， 彷彿認為，「理性」地「民主抗共」的，就是「香港人」；自發的、偏離以上準則的社會運動，卻只是「激進的少數」。政府今天一直避免的，就是「七一」的重演；而泛民一直的目標，就是重演「七一」。對於天星皇后、市區重建、高鐵，論者都只視之為操作上的缺陷，而非結構性的失衡。我們總認為「民主」、「七一」等民運是家國大事， 「天星皇后」等社運只是生活小品。鮮有思考，這兩套運動的方式，源自不同政經結構和政治概念，回應着不同的時代。

理性不是永恆的，而是特定時空和政經脈絡下的產物。我們曾研究香港示威理性的轉化，發現遵守規則、井然有序地表達訴求的方式，源於七十年代初把維園劃成合法示威區的保釣運動，港英殖民政府延續了六七暴動非常時期的公安條例，衡量日後和平時期的政治行動。關鍵是，我們還常以為自身有着西方自由主義式的「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可以在不傷害「受影響的附近商戶和市民」的原則下表達意見，卻很少想起我們本身就身處不公平的殖民式社會結構，自港英承襲至特區。以為擁有表達政治自由（示威），現實卻總讓位予經濟自由（受影響商戶），此點我們頗受羅永生於某講座上提出香港殖民式「虛擬的自由主義」所啟發。那套以泛民為領導、中產為主力、議會為目標、中共為他者、不傷害經濟的「民主運動」，是港英時代隨着八八直選、六四、政改等衍生的政治理性。

所以，連串「激進」事件，實際上暴露了我們「理性」的標準和限制。香港政治上的「理性」一方面可以大義凜然，「民主抗共」、「爭取市民認同」、「不影響市民」；但當它面對今天的情景，卻非常無力及盲目：看到社民連，會指他們暴力，忘記這是選民所授權、進議會向非民主政府的發泄行為；絕食、包圍與簡單的推撞，在西方甚至內地都屢見不鮮，但都會被視為「過激」。今年元旦大遊行，泛民議員號召群眾縛上絲帶後自行散去，引來柴台；極多青年支持五區總辭，認為議會無法代表自己，可見以民運與七一為典範的政治想像，逐漸失效。事實上，除了2003 年之外，往後的七一，與其說是民主運動，不如更像公民社會的民調，以嘉年華的多元方式衡量政府各方面的施政。

「八十後」的「激進行為」讓我們看到，七一和民主運動所奠下的政治概念和行動理性，在今天的時空已不再進步。這些理性與概念，也是殖民地的遺產。

問題不在青年！

「八十後」實指的「激進青年」，在政治舞台上擔當上一個角色。有關這位角色出現的種種論述，正共同改變着這齣劇的舞台背景。兩座回歸後一直被挪用來解釋和評價香港政治的重要坐標—— 「世代論」與「七一」——正前所未見地被動搖。從動搖之中，我們可看到脫離殖民遺產的政治行動空間。我們一直問錯問題，出生於八○年之後的人怎樣想，是個無法回答的自潰式問題。更重要的是，以「八十後」去動員、去表達政治意見的身分，能成為什麼和意味什麼：它反映了怎樣的世界想像？它基於什麼歷史條件之下誕生？是否就此奠下香港未來的政治形態？這些才是我們必須繼續探索的問題。

文︰李祖喬、黃宇軒
《明報》．世紀，2010年1月15日

問題的問題

對「青年」的批評，大概包括：愈來愈激進；受不了苦頭抱怨買不到樓；激進的小數，以「青年」之名作反，騎劫大多數沉默而不沾政治的「青年」。然後，自然有人回應：每個時代都有激進青年，歷史從來如此；激進熱血，是青年的特性。蕭伯納令人納悶的「三十歲前要激進，三十歲後要理性」成為眾論者展示學問的庸俗金句。 

我生於八十年代，但「青年」怎樣想，我沒大興趣。每人有多重身份，意見和位置總會不同，總無法客觀地量度個體和群體究竟怎樣想。即使彷彿非常統一的黨派、民族、階級，內裡也有五花八門的態度與價值。你剛好見到你生命中出現的幾位消費青年，便當成是範例，說「青年消費過度」；你剛好見到電視上幾十位不知名的青年，你便說「青年過份激進」。至於調查發現青年人是否過份濫藥、是否跟家人疏離、是否對性愈來愈開放…全都是千多人的抽樣調查，根本沒人掌握真相。 

令我感到有趣的倒是，我們為何喜歡爭論「青年怎樣想」的真相。我們著緊「青年」，要去定義「青年」，是否反映出發問者和論者的某種欲望和潛意識？文化研究的學者大抵會指，我們的知識明明就極度貧乏，卻單靠我們認知的少數例子去定義、歸類、標籤，建議他們「改善」，這就是建構一個所謂「他者」，區分了「我」和外在於我的他人，把有血有肉的人，當成你可以分析的物件。「青年」代表我們對未來的期望，當幻想與我們接觸的現實有落差，就令我們反省和發問，究竟我們做錯甚麼？為何我們無法理解？這是論者無法掌握、控制「青年」的焦慮。 

所以，當看到有「問題」出現，最有趣的不是去想答案；更有啟發性的是，問問題的人，背後站在甚麼位置和心理狀態去發問？一個「問題」如何被提出？最後發現，最有問題的人，可能是問問題的人。 

原刊於今天《AM730》

給自己看的照片

也差不多是時候思念台灣了。以上是台灣東部的太平洋小島，叫綠島。那時在鄰居友人的博客認識，最後跟友人去了。綠島風景位列本人旅行頭三之列，跟瑞士勞達本納及黃山鼎足。大抵它不是外國人熟知的旅遊區，獵奇性質又加了分。

物極必反

好像說過了，去外婆家吃飯才會看無線電視，平均兩星期一次。今天看《畢打自己人》，內容是陳茵媺偷了某人的USB。演員們的說法是「手指」：我拿了他的「手指」、快點把「手指」還給我……父母五十多歲，還算懂得這是甚麼，但坐在旁的外婆呢？我沒問她，但看著電視吃著飯的她，大抵很難理解這種科技吧？又或者，這件小小的東西，是幾十萬件她無法理解的事之中，一件小事。

後來我想起，上星期領滙在樂富開了家三聯，但不是書店，是「三聯文化生活店」（「文化生活」，文具也。店小得很，文具也比書多。遠在美國的鄰居得悉，指責領滙實在太小看樂富街坊的文化水平）。那裡的暢銷書欄有一本梁醒波的傳記或圖片集類似的。書很大很重，卻由一個很矮小的婆婆瞇著眼在看。她兩手打開大書，下身用前腰挺著書腳，翻書很快，只會停在圖片頁。或者她不懂字，在透過圖片回憶自己的偶像？

後來我又想起，前年還在研究院的暑假，陪友人到上海探親。他們的家很殘舊，有個小庭園，門口坐著友人的婆婆。我開口向她問好，她卻是點頭配上兩句上海話，原來她是不懂普通話的。不懂普通話的中國人，真是沒想像過。但原來解放前出生、又未認真學過普通話的人，數目是不少的。照顧到我這位不會上海話的客人，友人家都用普通話交談。而婆婆就一個人吃飯，大家笑她又一起笑。那幾天，我跟婆婆唯一的交談是，當我抓貓背，貓高興地叫起來，婆婆對著我笑，我說「開心啊？」。大抵「開心」的普通話跟上海話發音相近，她點頭微笑：「嗯，開心」。

在我這種年紀，眼向著前，有的是事業的野心與衝動；很少想像自己無法理解時代，想像自己飽經風塵，想像自己坐在園子一角看日落。想到這裡，忽然覺得世代論真嘔心。

我愛小飛俠

小飛俠是少數可愛度跟叮噹不相伯仲的卡通人物。早前一口氣看了《小飛俠》十六集全集，總在想小飛俠有點別的感覺。直至看畢電影版，有點靈光。電影版本的特點是要把原作的精神濃縮在兩小時之內，也就要先通其精髓、再予以誇張的手法去突出。跟《叮噹》一樣，其實我比較愛看漫畫版那些維持治安打擊罪惡的小故事，比較有日常生活的感覺。不過看電影，大抵要生死存存亡的意味才能製造高潮吧。

小飛俠要探索的，彷彿是顯淺的道理－－他不是人，是機械人，卻比人更有人性（茶水博士之話）。但只有這句的話，卻只看到善惡的一面，有很多東西走漏了。事實上，對身份和物種的思考，是小飛俠最經常出現的情節。小飛俠首先的身份，並不是個機械人，而是個無敵的英雄。他在執行任務的時候，明明做的都是保護人類的善舉，卻往往被人冤枉。而當他需要傷害人類去行善的時候，總有人搬出一條法律說，機械人法不容許機械人傷害人類，只能服務人類。於是，他經常遇到兩難：究竟要遵照人類的法律，做個安份守己的機械人，還是超越法律對人種的界限，相信自己的是非觀？

這種「英雄」似乎跟我認知的有點不同。小飛俠的身份，絕大多數是個普通的小孩，只有當出動成功完成任務的時候，他才會被視為「英雄」（電影版搞了很久，茶水博士說：最終你不是天馬博士的兒子，是英雄）。但這跟熟悉的英雄如超人、蝙蝠俠、蜘蛛俠是非常不同的。這些英雄或許都有身份上的掙扎，但或多或少都知道他們是個「人」，都知道自己是半個人，有人類世界的規則要守。他們要思量的，是究竟在甚麼情況下能秘密地出手，怎樣才不會透露身份。但是，小飛俠從一開始，就是為人類服務、跟警察緊密合作的。平常日子，他會上人類的學校，所有同學都知道他是機械人。而當完成某種任務，又會有警察讚美他，說機械人真是好，沒有人類的罪惡面向。讀者斷不會愚蠢到，立即認為人類就是不好，機械人才最好。因為手塚是要說，善和惡不能靠物種和社群來辨識，人的身份，往往是我們導向善的阻礙。如果傳統「英雄」教會我們的是一種精英主義的處世和隱世之道，小飛俠可能是要真正面對社群壓力的平民小朋友。這也大抵解釋了，為何手塚選一個可愛的小子去處理許多涉及暴力的任務。

所以，當小飛俠未出招的時候，人和機械人總不能和睦共處。人欺凌機械人的場面頁頁皆見，而機械人也偶有報復傷及無辜。而當小飛俠完成任務、解決危機，人類和機械人總能互相體認到對方的珍貴。在電影版，小飛俠的敵人是結合了人和機械的大惡魔，而小飛俠唯一的方法，是衝入對方體內自爆。犧牲，是許多英雄的命運（電影版，小飛俠衝入去前跟天馬博士說自我犧牲是其命運），但超人、蝙蝠俠和蜘蛛俠（原諒我只認識這三個英雄，哈）犧牲的結局，只是世界的和平或人類良知的喚醒。小飛俠卻會令人類放棄機械人法，以人性重新對待機械人，兩者混雜地處於一個城市之中。如此，小飛俠存在的目的和價值，並不是以英雄的姿態除暴安良，而是犧牲充滿力量的小我，成全物種與社群的大和解。

看到結尾，我覺得茶水博士錯了。小飛俠是掛名英雄，卻是真正的知識份子。還是樣子超kawaii的。

又，小飛俠的英文astro boy，是美國人的譯法。日文原名是Robot atom。Atom是原子，微小、卻充滿力量。

舊調重彈，但又有點新

民主黨最後決定不總辭，則更加肯定我跟友人的想法：民主黨已完成歷史任務，在未來只會跟民建聯合併。

不少友人認為，這實際上只是重複了九十年代經常討論的「議會 vs 街頭運動」的分野。但明顯分別的是「香港」與「中國」的想像轉化。在回歸前，心理和文化的冷戰思維仍然有效地劃分我們對政黨和政治價值的認同與取態：因為「香港」是「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法治／進步」，跟「中國」相反，我們需要「民主派」；今天我們正處於國族化的階段，雖然無法認同中共的保守力量，但同時存在的卻是基本認同整個中國的發展前景與進步力量，可能質疑西方議會民主（可能這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還是很難接受，但從我看到的學術討論，似乎有這種傾向）。

我最近讀了點香港學者羅貴祥有關「香港文化」的研究。他說，「本土文化」並沒有本真性。把香港文化與本土置放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之下，我們會發現「香港」一直都在跟著國族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的欲望與邏輯，去形構自身的身份與歷史任務。而香港從來就缺乏天然資源而不能自立，一直都依靠土地和貿易轉口的投機炒賣維持自身。香港的價值，的確是依附在國家和全球兩個非常龐大的秩序體系之中。在大陸極左派當道的年代，「香港」是「腐敗資本主義的中心」，在八十年代，是「全國的示範城市」，對西方來說，是了解中國的「中西交滙之地」，到歸，New York Times說這是Death of Hong Kong，今天又成了中國的「經濟城市」，甚至像某些中共高官指，要保留「殖民地的特色」以區分它跟大陸城市的分別。可見，究竟香港是甚麼，它的過去與文化是否有價值，其實是由體系來決定的。

所以，「香港」正跟隨著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步伐，處於「脫西入中」的過程。這根本就不是「認同共產黨」、「出賣港人」的問題了，原因是，「共產黨」和「香港人」都已經有著不同的意義。究竟「泛民」是不是代表「香港人」？「建制派」是不是代表「中央」，時間愈久，我們愈發現這些都是失效的標籤。愈來愈多「香港人」不認同「泛民」，也不認同「建制派」，而是有機地隨著不同議題而形成不同的連結。可以推算，在政治學上稱為「新社會運動」的現象，可能真正的來到香港。我們無法再以「泛民／香港 vs 建制／中共」來指出何謂「香港人想要甚麼」。「民主派」是否代表「民主」，你無法肯定。因為你支持泛民，他可以在明光社攻擊你淫穢；你支持泛民，他們可以投機性地決定是否支持高鐵。

某程度上，這樣的「香港」，就已經不是「香港」了。「香港」就像大陸和許多其它地方的城市一樣，會在多種狀況下不滿生活狀態，但不會有鮮明地對抗國家體制的戰線。民主黨在民建聯在生活議題上一致，又無法得到進步青年的支持，就只會合併和繼續育成許多陳克勤、李惠瓊這類只有長輩才會欣賞、但受盡同輩揶揄的「有為青年」。

但我倒是非常樂觀，甚至像安徒在星期日《明報》舉的例一樣，覺得當我們其實有點像國民黨初期的台灣－－不停的叫「反共大陸」，但大家要解決的其實是自身的問題，而不是家國的情仇。反攻大陸不會有真正民主的生活，等如留在議會不會有真正民主的生活一樣。刻下最需要留意的，就是「香港人」、「中央」、「沉默的大多數」、「反共」、「親北京人士」這類字眼，如何被政客運用轉移視線。我們要思考的是，個體跟這些集體標籤的關係。當「普選」的符號再無法凝聚人心，「左翼」、「社會民主」這些符號又在香港的恐共傳統和資本主義邏輯下無法號召群眾，有甚麼口號能推進社會？可能是那個彷彿中立，但又充滿可能性的「青年」